王献之一生的书法艺术并不守旧，且与父不同，字身喜带长形。王献之家学渊源，学习勤奋。其诗文书法，为东晋后起之秀。他笔下的草书，下笔熟练、润秀、飞舞风流，不亚于父亲王羲之，父子合称二王。

王献之自小跟随父亲练习书法，胸有大志，后期兼取张芝，别为一体。他以行书和草书闻名，但是楷书和隶书亦有深厚功底。由于唐太宗并不十分欣赏其作品，使得他的作品未像其父作品那样有大量留存。传世名作《洛神赋十三行》又称“玉版十三行”。前人评论王献之的书法为“丹穴凰舞，清泉龙跃。精密渊巧，出于神智”。他的用笔，从“内拓”转为“外拓”。

他的草书，更是为人称道。俞焯曾说：“草书自汉张芝而下，妙人神品者，官奴一人而已。”他的传世草书墨宝有《鸭头丸帖》、《中秋帖》等，皆为唐摹本，他的《鸭头丸帖》，行草，共十五字，绢本。清代吴其贞在《书画记》里对此帖推崇备至，认为：“（此帖）书法雅正，雄秀惊人，得天然妙趣，为无上神品也。”他的《中秋帖》行草，共二十二字，神采如新，片羽吉光，世所罕见。清朝乾隆皇帝将它收入《三希帖》，视为“国宝”。

王献之学书和他的父亲一样，不局限于学一门一体，而是穷通各家。所以能在“兼众家之长，集诸体之美”的基础上，创造出自己独特的风格。终于取得了与王羲之并列的艺术地位。书迹有宋米芾临的《中秋帖》等。

王献之是魏晋书家群体中的一位巨子。父亲王羲之的悉心的传授和指导，使他奠定了坚实的笔法基础。由于他是魏晋名家中晚出的一位，客观上为他提供了博采众家之长、兼善诸体之美的机遇，赢得了与王羲之并列的艺术地位和声望。谢安曾问他：“你的书法与令尊大人相比，怎样？”王献之道：“当然不同，各有所长。”谢安道：“旁人评价不是这样。”王献之道：“旁人哪里知道？”

他还创造了“一笔书”，变其父上下不相连之草为相连之草，往往一笔连贯数字，由于其书法豪迈气势宏伟，故为世人所重。

王献之的楷书父子闻名之世，唐宋以下的书家们，写楷严整俊美，媚俏的笔调。他们父子俩的楷笔，真可是千古不朽，万世流传，有不可磨灭的吸引力。桓玄很喜爱他们父子的书法，做了两个书袋，分别装着他们父子二人的字画，放在左右欣赏。

由晋末至梁代的一个半世纪，他的影响甚至超过了其父王羲之。梁书画家袁昂在《古今书评》中说：“张芝惊奇，钟繇特绝，逸少鼎能，献之冠世。”将四贤并称。而宋齐之间书学地位最高者则一度推王献之。献之从父学书，天资极高，敏于革新，转师张芝，而创上下相连的草书，媚妍甚至超过其父，穷微入圣，与其父同称“二王”。梁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云：“比世皆尚子敬书”，“海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当时几乎成了王献之的天下。一直到了唐代，唐太宗竭力褒扬王羲之而贬抑王献之，一些书法评论家才开始认为王献之的书法比不上他的父亲王羲之。但是北宋书法家米芾，主要是向王献之学习。现代著名学者、书法家胡小石更认为张旭、怀素一派之“狂草”，便是由王献之草书发展而成的。

张怀瓘在《书估》中评其书法为第一等，并评其真书第四、行书第二、章草第一、草书第三，与其飞白书都为神品，他的八分书则被列为能品。庾肩吾《书品》将王献之的书法定为上中品，而盛熙明在《法书考》中则将其书法列为上品。

王献之的遗墨保存很少，数量远远没有王羲之那么丰富。因唐太宗贬献之而不购求其书作，内府的王献之书迹“仅有存焉”。宋初的书法，并举“二王”，宋太宗赵光义留意翰墨，购募古先帝王名臣墨迹，命侍书王著摹刻十卷，这就是著名的《淳化阁帖》。“凡大臣登二府，皆以赐焉。”帖中有一半是“二王”的作品。单著录王献之书帖的有七十三件，经后人考证为伪作或他人所书者达二十余件，北宋宣和年间，宋徽宗雅好王献之书法，《宣和书谱》所收的王献之书迹增至八十余件。但这些墨迹本绝大多数没有保存下来，仅存的墨迹本，不逾七件，而且都是摹本，历代刻帖还保留着一些真迹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