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德国和日本，许多人都知道他们是法西斯侵略集团，是二战的策源地，但也许并不知道，在中国抗战前，甚至是中日战争爆发后的一段时间里，德国这个日本的盟友，却一直是支援中国国防建设的主力军。德国的军火输入成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军队发展的重要因素，而德国军事顾问团则给中国军队的现代化改造提供了大量的帮助。全部德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曾一度让人们把淞沪抗战说成是德国的战争。但是，为何如此“亲密”的中德两国，在二战来临时却分道扬镳，最后各自走向了敌对的两个阵营？ 

说到联德，就不得不提到孙中山。在旅居欧洲时期，孙中山曾专门在伦敦大英博物馆研究过德国的历史经验，并曾数次访问德国。在他眼里，德国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国家”，俾斯麦政府则是欧洲“最有竞争力的政府”，一个“真正的万能政府”。孙中山还把德国的经验融汇到他的三民主义之一“民生主义”的理论之中。

 孙中山的“大陆同盟”构想

1913年，孙中山在滞留日本期间，为了同北京政府及其支持者英国抗衡，曾提出过一种创建“大陆同盟”区域组织的设想，他计划以中、俄、德、奥、土（耳其）、波（兰）六国为核心成立联盟，以树立国际上另一新兴势力，并曾计划派其秘书戴季陶为代表，赴欧联络各国，只因经费困难，终未成行。

孙中山真正同德国官方进行接触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开始的。1917年在对德宣战问题上，形成了态度截然相反的南北两派。为阻止中国对德宣战，德国曾和中国各方重要人物接触。3月，孙中山曾同德国驻沪领事有过接洽，德方希望孙中山领导的力量能够推翻依靠日本反对德国的段祺瑞政府，并允诺给予孙中山财政援助。 

后来，孙中山率海军舰队南下广东开展护法运动，其所需30 万银元开拔费即出自德援。此后，孙中山在广州数次组建革命政府时曾多次派代表赴德联络，希望得到德国援助，但终因种种原因被迫中止。 

1923年，孙中山重回广州建立了革命政权。他三派代表邓家彦为总统顾问，在德游说工商财军各界发展对华合作。 

但是，当时的德国魏玛共和政府，正与北京政权恢复关系不久，急欲进一步发展关系，对于孙中山广东政府的合作要求，反应谨慎而小心。由于德方尚未考虑在外交上公开承认南方政权，故而不可能公开支持孙中山的革命，又因《凡尔赛和约》所限，也不能同意对广东派遣高级军事顾问，从而使得孙中山不得不转向苏俄寻取军事支持。 

蒋介石曾对法西斯主义推崇备至，继孙中山之后蒋介石成为中国国民党的领袖。在蒋介石的眼里，苏俄和日本成了中国未来两大隐患，而两者相比较，苏俄的威胁居于首位。因此，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便有计划地开始疏远苏联，首先是制造“中山舰事件”，打击中国共产党及苏联军事顾问的力量，削减其影响，而后又公然反对坚持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于1927年在上海发动反苏反共的“清党”，随即在南京组建了他自己的“南京国民政府”。12月14日，南京国民政府发表对苏联断绝邦交令，中苏关系降到最低点。 

对苏交恶之后，蒋介石急于寻找新的国际力量来填补苏联顾问撤退所留下的空缺。在当时国际背景之下，英美法等各国由于尚摸不清蒋介石的政治立场，对南京政府持怀疑观望态度，害怕满嘴反帝高调的蒋介石真的会一朝取消他们在中国的殖民主义权益，因此不愿与蒋政权过于亲密。 

德国因一战战败后失去了在世界各地的霸权利益，此时已沦为与中国平等的地位，但其在工业基础、经济技术等方面又拥有雄厚实力，可被中国引为外援，故此蒋介石自然地便把眼光投向了德国，对发展中德关系寄予厚望，并积极主动地开始了他的联德工作。 

而此时的德国，由于一战战败的影响，国内社会动荡，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人心思变，德国民众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领导德国摆脱危机。 

在这种契机下，以阿道夫·希特勒为首的“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简称纳粹党）大肆鼓吹“民族主义”，以“废除《凡尔赛和约》”、“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为号召，形成了一股新兴的政治势力。 

就在法西斯主义出现之时，不仅德国，即使是在遥远的中国，许多人都把它当成一剂救国救民的良药。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知识界及军政界人士普遍地对法西斯主义甚感兴趣，大量的出版物都在介绍、评论法西斯主义，并具体论述其与中国、与执政的国民党及其三民主义的关系。包括希特勒《我的奋斗》等法西斯主义经典之作，都在很短时间内被译成中文，在书店及报摊上广泛出售。而国民党党政军大员如胡汉民、汪精卫、戴季陶、宋子文、孔祥熙等人纷纷出访德国，考察学习。大批中国留学生、军校学员、商界、军界专访团被派往德国学习，试图全盘移植法西斯主义模式到中国。曾任中国驻德大使的程天放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德国人建设的每一幢房子，哪怕是最简单的，其设计与施工质量也完全过硬而使之屹立百年不倒。” 

作为国民党的最高领袖，蒋介石本人虽不曾访德，但他对法西斯主义亦怀有浓厚的兴趣。他曾对即将赴德留学的次子蒋纬国说：“中国应该向一个稳健扎实而不是充满幻想的国家学习，我们不能凭幻想办事，从日本人那里，我们没有什么可学的——他们的产品制作太低劣了，美国人太爱幻想，英国人太迟钝。德国是唯一可以从中学到一点东西的国家。他们可以给我们打下底子，从而培养发扬我们自己的稳定坚实的作风。” 

然而滑稽的是，德国法西斯头目希特勒对他的中国信徒们并无多少好感，他对中华民族并无正确认识，在他的《我的奋斗》一书中，其在谈到“东方政策”时，仅涉及对印度的看法，而全书唯一的一处提及“中国人”时，希特勒写道，他相信“一个黑人或中国人能够加入德国生活是完全错误的”，充满了对中国人的蔑视。

德国军火成1930 年代中国国防建设的主要来源中德的真正合作，是从1927年4月，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开始的。此前，蒋介石在密谋反苏反共时，就委托曾留学德国的朱家骅（时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物色适当的德国人选，以便日后与苏联决裂时让德国人取代苏联军事顾问。 

1927年底，蒋介石在上海与朱家骅物色到的德军退役上校鲍尔会面，进行了为时一周的长谈。鲍尔就中国的军队建设和经济复兴提出不少建议，得到了蒋的赏识。 

1928年，组织德国顾问团的计划开始实施。3月，南京政府派出以陈仪为首的代表团由鲍尔陪同赴德考察。代表团有两项任务，一是吸引德国大企业和财团加入中国的复兴工作，二是聘请德国顾问、尤其是军事顾问来华服务。 

这个代表团在德国进行了广泛的活动，并同克虏伯、西门子等大公司签订了包括军火在内的价值100万马克的意向性合作及贸易合同，这是南京政府第一次从德国订购大批军火。 

当年11月，一个德国顾问团终于组成并启程赴华。这段时间，来华服务的德国人均以私人身份直接受聘于蒋介石，顾问团并没有得到德国政府和军方的承认。按照《凡尔赛和约》有关规定，任何德国公民即使以私人身份充当别国军事顾问都是非法的，因此德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异常小心谨慎。但不管怎么说，南京政府与德国方面的军事经济合作由此开始。 

鲍尔理所当然地成为在华德国顾问团的第一任团长，在军事方面，他除提交了一些建议、初步组建起一支教导队外，主要任务是协助蒋介石打内战。1929年5月，鲍尔因在内战前线染上天花去世。此后，先后又有佛采尔、汉斯·冯·塞克特、法尔肯豪森等担任顾问团团长。顾问团在华期间，除协助蒋介石进行内战和“围剿”红军之外，也参与了中国军队对日作战的军事部署与指挥工作，如1932年初上海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和1933年初热河的长城抗战。 

蒋介石对顾问团倍加推崇和信赖，有些团长甚至被委以极大的权力，他曾规定当他本人不在时塞克特具有代表他发布命令的全权。塞克特还设计了从上海到南京间的江南国防工事，这条被称为“东方兴登堡防线”的工事是中国抗日国防的一项重要工程。 

随着德国顾问在华工作的展开，南京国民政府从德国购买军火物资、引进军工设备的规模也不断扩大。这个过程以1934年为界，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双方的交易基本采取“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方式。南京政府购买的军火以枪械等轻武器和弹药为主，多用于内战，只是为装备德式“示范军”订购了少量重型武器。由于中方外汇储备有限，军火贸易的规模受到相当限制。后一阶段，双方改为实行易货贸易，这使得中国得以向德国订购大批军火，以弥补国内兵工生产的严重不足。 

1934年8月，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孔祥熙与塞克特的好友、德国商人汉斯·克兰秘密签订《中国农矿原料与德国工业品互换实施合同》。根据该合同条款，中国可先行向德国订购军火物资及军工设备，然后再以农矿产品偿还。由于有了这种易货贸易合同，中方采购额迅速扩大。至1935年底，南京政府在德国订购的军火物资总价值已超过1 亿马克。从订货的种类来看，防空炮、野战炮、坦克车等数量明显增加，这些武器显然为对日作战所需。 

同时，为启动塞克特提出的发展中国国防工业的计划和满足对德出口矿产品的需要，中国也增加了工业设备的进口。 

1936年4月，中德两国政府签订了《中德信用借款合同》。这个合同实际是将先前南京政府与克兰签订的合同升级为两国政府间的合同，同时由德国政府向中国南京政府提供1 亿马克的货物信用借款。对国民政府来说，政府间的新合同无疑比同私人签订的老合同更有利，特别是从加强国防的角度来看；但对德国政府来说，这只是一笔生意而不牵涉政治立场。当时，纳粹德国正在加速重整军备，其陆军需要在中国检验其新式武器，国防经济部门需要获取并贮藏中国的战略矿产原料，工业巨头及军火商人需要向中国推销其产品并扩大销售，这几方面形成了推进对华贸易的主要力量，并促使纳粹政府从后台走到前台。

1936年和1937年是中方购买德国军火的高潮。中国从德国订购的海陆空军装备及军火物资种类繁多，大到飞机潜艇，小到手枪子弹，几乎无所不包。据有关报告，自1934年8月中德易货合同实施后，中方对德订货（包括军火和军工设备）总值为3.89亿马克，已实施的长期订单为1.4亿马克。截至1937年10月，由德国运抵中国的军火物资为5000万马克。随后在11月，应中方紧急订货，德方从其国防军装备中抽调了5300万马克军火物资启运来华。12月，德方又启运了两批包括十几架俯冲轰炸机在内的共值4400万马克的军火物资来华。 

如此看来，在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初阶段，至少有1.44亿马克（按当时汇率约合5816万美元）的德国军火物资运抵中国，这对加强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无疑起到很大作用。 

中日战争爆发后，德国军事顾问们是忠于职守的，但德国顾问团经10年努力取得的大部分成果却在几个月之内就丧失了。 

德国在中日之间的摇摆 

1937年7月7日，日本开始全面侵华，国际社会对中日战争的爆发表现出了各不相同的态度，其中最为尴尬的则是夹在中日之间的德国。一方面，当时中德关系正趋高潮，中国政府特使、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刚刚结束在德国访问，得到了德国元首希特勒关于维护德中合作与友谊的亲口承诺。两国经贸合作轰轰烈烈，德国军事顾问正在马不停蹄地帮助中国训练国防军；另一方面，德国与日本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政治上的联盟关系已奠定基础，德日外交往来亦热闹非凡。 

数月以前，德国与日本签订“反共协定”之时，是指望日本作为一个新崛起的军事强国，能够在德国未来世界战略中助一臂之力，拖住苏联与美国，因为“要想使欧洲日耳曼化这个宏大计划变成现实，必须搬走这两个巨大的障碍”。 

现在日本对华开战，与德国的希望南辕北辙，一旦日军陷入中国战场，日本也就失去了作为德国战略盟友的意义。另一方面，日本现在侵略的是一个正在供给德国战略资源的国家，中国如战败，不仅德国要失去一重要市场及在华经济利益，而且也将失去一“反苏朋友”。因此德方在内心中是对日本侵华很不满意的，只不过为了“盟友”面子，只能宣称“中立”罢了，但暗中依然同情中国，采取了一些不利于日本的实际援华措施。 

当时在德国内部，“亲日派”与“亲华派”仍在对华外交态度上分歧很大，即便是以戈林、戈培尔、里宾特洛甫为代表的纳粹党“亲日派”分子，虽然主张“联日”，但他们也不赞成日本将力量消耗在中国战场上，从而不利于纳粹党的全球战略。于是，他们也不明确支持日本。由戈培尔控制的德国宣传机器虽然在报道中日战争时偏重于选择来自日本的报道，但也不进行正面评论，保持了一种含蓄的有保留的态度。 

日本政府对德国的这种态度很不满意，表明日方坚决反对德国介入中日冲突。7月28日，日本驻德大使东乡茂德拜访德国外交部，对德方不承认日本侵华是反共行动表示强烈不满。并谓德国此种表态已使德日联盟蒙羞，太不够朋友。而德国外交部则冷淡地表示：德方对中日冲突无能为力，中日战争只能有利于共产党。 

8月10日，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受本国政府之命从美国起程再次赴欧活动，争取抗战外援。这次在柏林的会见虽然都是由德方“亲华派”经济、国防、外交三部的负责人出面，但由于中日战争，德方态度就冷淡得多，除此次招待外，别无应酬。随后的几次拜访，均无果而终。见在德活动无望，孔祥熙于8月13日晚离开柏林，结束了他无效的第二次访德之旅。 

在日本的压力下，德方暗中同情中国的立场正在悄然改变。 

在这种背景之下，1937年8月16日，德国元首希特勒对其部下就中日问题表明了他的态度，第一，他“原则上坚持同日本合作的观点”。这一观点在8月21日中苏订立“互不侵犯”条约后显得更加坚定。因为远东问题并非首要，德国也没必要冒险支持中国，得罪日本。第二，目前德国在中日之间应该保持中立，对中国仍然维持关系。他命令只要中国用外汇支付或用原料抵偿，过去按中德间易货协定已同意供华的武器和物资就要尽快运往中国，并“相应地运回原料，此事必须尽最大的可能瞒住日本人”，但应拒绝进一步对华提供信用贷款，或新的军火订货。 

希特勒的这种决定充分反映了纳粹党人对中日战争的态度，将要起质的改变。9月3日，孔祥熙直接致函希特勒，为中苏订立互不侵犯条约进行解释。他说此举只是中国抗日战略的需要。在这封信中，孔祥熙还吹捧希特勒是一个“有远见的伟大政治家”，是“为正义、民族自由和荣耀而斗争的伟大战士”，是“我们的楷模”。

 可惜的是，孔祥熙的讨好与说服并未能对希特勒起任何作用。 

1937年10月间，随着德日关系之增进，日本政府又向德方提出了新要求，要德方立即停止支持中国，否则就以中止“德日反共协定”相威胁。希特勒在日本要挟之下左思右想，最后决定出面调停中日战争以解除德国之困境，如调停失败则改变方式公开支持日本。于是便有了中日战争史上著名的 “陶德曼调停”之举。显然，德国人对日本的侵华野心及中国人民抵抗侵略的意志犯了“估计不足”的错误。调停以失败告终。 

严酷的现实摆在了希特勒及德国政府的面前，他们必须作出一个重要的选择：是要日本，还是要中国！进入1938年后，中德关系出现了逆转。2月初，希特勒改组政府，“亲华派”官员纷纷去职。一个完全纳粹化的德国政府在希特勒领导下对远东政策作出了新的决策。 

对于日本，希特勒认为是德国的政治与战略盟友，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而对于中国，德方觉得最有价值者不过是农矿产原料，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两者相比，前者必定是最主要的，而后者则是可放弃的。 

不久后，在一次德国企业家会议上，针对企业界人士要求保持对华关系的呼吁，戈林的一位亲信干部作了如下“精彩”发言：“日本是东亚最强国家，只有日本有力量使东亚安定，目前中日战事中德国商务虽受相当损失，将来局面稳定后（也就是日本占领全中国后），商务必更可发展，于德国有益。所以德国商人应该忍受暂时的牺牲，以求长久的利益。”这一番话标志着德国实行“弃华联日”政策的开始。 

2月20日，德国宣布承认伪满，中国政府为了继续得到军火，维持中德关系，对德方的不友好行为保持克制态度。蒋介石眼看中德关系难以挽回，准备尽量多买些军火。12月底他致电资源委员会，命令“已在进行中之事需积极进行切勿中止”。

 其后三个月中，一批价值3000多万马克的军火物资由德轮运至香港，其作用及意义是不言而喻的。随着德日关系的不断紧密，日本方面继续以各种手段向德方施加压力，逼德撤退在华军事顾问与停供中国军火。希特勒按照他的既定国策，决定满足日本的要求，用进一步损害中德关系的手段来讨好日本。 

1938年4月27日，德外交部国务秘书召见中国驻德大使，通报了德国准备召回赴华军事顾问团的意向。与此同时，德方也向其驻华顾问团发出了威胁，如还不尽速离华，“即认为公然叛国，国内当即予以取消国籍及没收财产处分”。主管对华贸易的戈林亲自下令，停止一切对华出口的军火输出。 

迫于此种压力，1938年7月5日，法尔肯豪森率最后几位德国顾问离开汉口赴广州，然后取道香港回德国。

 然而，就在德国决定踢开中国一心和日本人合作的时候，日本人却似乎并没有被德国的“诚意”所感动。 

1938年初，克虏伯公司和礼和洋行与日本华北占领军签署过一项易货合同，以德国工业品来交换天津产的羊毛，赶走原来的生意主顾美国人，“分享”日本独占下的中国资源。但日方本着独占中国的原定宗旨，决不让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列强分享侵略果实。8月间，日方以军事需要为由，规定华北占领区原料农矿产品只能向日“满”出口，其间厂家也只准向日本公司订货，开展贸易。德国人被毫不留情地排挤出去了。

 不仅在华北，在中国所有日占区，德国人都没有得到任何优遇。希特勒万没想到他的亲日远东政策，会落到一个如此的结果，使这个一贯“讲实际”的纳粹元首极为恼火。1939年8月22日，他在一次军官会议上对部下嚷道：“我发现，自从1938年8月22日以来，日本就没有和我们无条件合作过。……我已决定同斯大林合作……” 

由于对日本的失望，为了减轻来自东线的压力，以便德国集中力量对付西线的英法，1939年8月，德苏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德国这一举措立即引起了日本的不满，日通知德方将7月28日签订的德日“华北地区易货合同”，无限期推迟实施，这更加深了德国对日本的不满。 

德日关系的这种变化，让国民政府当局对恢复中德关系抱有了一丝幻想。但是好景不长，为了各自战略的需要，1940年9月27日，《德日意军事同盟条约》正式签订。按照日本的意图，该条约声称：“德意志和意大利承认并尊重日本在大东亚建立新秩序的领导权。”中德关系好转的一丝曙光经此沉重打击后，再也无回旋余地了。

1941年7月1日，德国承认汪伪傀儡政权，翌日国民政府于重庆发表中德断交宣言。中德保持了10余年的友好关系，正式终结，两国从此走向了二战中两个敌对阵营。 

（《文史博览》授权转载，整理：武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