秣菟罗艺术

四段分期的划分方法，由一期成形期始，到二期佛教造型趋于完美状态，到第三期以“前后阶段”进行进一步划分发展，最后至第四期达到了巅峰状态。不同于犍陀罗造像中衣服的厚重，秣菟罗似水波状的衣褶处理恰是它轻薄优雅的艺术显现。犍陀罗与秣菟罗造像艺术中相互渗透，双方相互间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二者又都未能长久地控制对方，样式与题材的当地化、本土化，发生得十分迅速。  

秣菟罗造像艺术有贵霜时代和笈多时代之分，各自有不同的特征。

首先看贵霜时代的秣菟罗造像。秣菟罗位于印度德里南150公里的朱木拿河岸，即印度中部地区，曾经是贵霜王国的三处都邸之一，所以也深受希腊文化影响。秣菟罗的雕刻传统悠久，在佛教兴起前即是雕刻的产地，曾大量制作印度民间喜爱的代表丰饶幸福的药叉女神，至今可见一至二世纪的作品。

秣菟罗早期也遵循着不表现佛陀的传统，当犍陀罗造佛陀直接登场的风习传播到秣菟罗后，此地也开始制作佛陀像。秣菟罗文化也有希腊文化的影响，犍陀罗的造像风格也时隐时现。但这里印度本土文化传统浓厚，希腊文化影响较为淡薄，加之气候炎热，衣着单薄，风尚上崇尚肉体。在这诸种因素影响下，秣菟罗造像的大衣较犍陀罗造像薄透，躯体突显，衣纹常见有隆起的楞状上加刻阴线。

贵霜王国在260至360年期间，其国土的大夏、粟特、犍陀罗等地已被波斯萨珊王朝所吞王，五世纪时被匈奴人占领，贵霜王国灭亡了。四世纪初，印度人旃陀罗笈多一世所统领的摩揭陀国逐渐强大，占据了恒河中部地区，此后中印度和北印度全部纳入其版图，称为笈多王朝（320—600年）。

笈多时代的秣菟罗造像是印度雕刻史上的黄金时代，它建立在印度人的审美趣味之上，希腊化的影响融于其中，呈水乳交融状态，丝毫不露生硬痕迹。四至五世纪的佛像样式呈规范化，各部位的相好标准与佛经记载颇为吻合。秣菟罗造像对历代佛教造像影响极大，不论是汉传佛教还是藏传佛教都能看到它的痕迹，它所建立的造像准则至今被有意无意地遵循着。属于秣菟罗造像系统的萨尔那特造像样式也一直与秣菟罗样式并行不悖，在中国也不时能在北齐时代的曲阳和青州造像以及西藏造像上发现它的影响。

这一时期的秣菟罗造像的特征是：佛陀螺发右旋，肉髻高圆，两眉之间有白毫，眉毛修长高挑，大眼睑微睁低敛，鼻梁修长挺拔，上嘴唇较薄，下嘴唇梢厚，呈典型的印度美男子形象，表情端庄静寂，有超脱典雅之美。着通肩式大衣，极为薄透，大衣好像湿衣状紧贴躯干，使四肢突显，甚至可微妙地表现出大衣内着裙腰部系的纽结。据《历代名画记》载，北齐画家曹仲达（约550年在世）即擅长画这种湿衣佛像，所谓“曹衣出水”，实际上是笈多时代秣菟罗地区的佛像样式。秣菟罗造像衣纹走向呈U形，在胸前呈半同心圆形，极富装饰性。衣纹的断面是圆绳状的，如同细绳均匀地缠绕在造像身上，这些细圆线也仅仅起装饰作用。全身衣纹线的分布仍呈从右上方向左下方倾斜，和犍陀罗大衣的规律一致，实际上是将犍陀罗衣纹加以归纳变形而来的。秣菟罗佛像身材修长，比例舒展匀称，造型准确生动。其圆形背光纹饰繁缛精美，刀法细腻，是印度古典佛教艺术的顶峰。

秣菟罗佛像的代表作有“鹿野苑佛说法像”、“佛陀立像”等。笈多时代秣菟罗佛像对中国造像影响很大，盛唐时的许多石佛像在前胸和小腿部分布有U形圆绳状衣纹线，溯源起来，仍是秣菟罗造像的衣纹手法。在藏传佛像也常能发现秣菟罗造像的痕迹。

萨尔那特位于恒河与朱木拿河合流的恒河下游，著名的佛首次说法地鹿野苑就在萨尔那特郊外。萨尔那特是笈多时代的另一个雕刻中心，在造型艺术史上也归入秣菟罗系统。

萨尔那特佛像样式和秣菟罗样式的最大不同，是大衣更加薄透，躯干四肢突显。秣菟罗像还有装饰性圆绳线，萨尔那特像则干脆连圆绳线也去掉了，全体没有一根衣纹，只是浅浅地做出领口、袖口和大衣的下摆部，使人感觉到大衣的存在即可。

印度阿旃陀石窟开凿于二至七世纪，共29窟，内中笈多时代的造像几乎全部是萨尔那特式的。我国初唐时的龙门石窟有“优填王倚坐像”，一望而知也是明显从萨尔那特样式而来的。北齐时代的曲阳白石造像和青州石佛像也深受萨尔那特佛像影响。是通过什么途径，使遥远的中印两国文化呈如此同步发展，是挺有意思的现象。另外，在东南亚如越南、泰国、柬埔寨的佛教造像以及尼泊尔和西藏藏传佛教造像上，也可不时窥见其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