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one音译成中文,就是“沙娜”。
1933年常莎娜与父母在法国巴黎的合影
常沙娜从小在法国浪漫文艺的气息中长大,梳着蘑菇头,穿着小洋裙,十足像个洋娃娃。
她跟随父母出入艺术沙龙,见到的都是穿着打扮时髦的画家或艺术留学生。
6岁以前,常沙娜和所有的法国孩子一样,说纯正的法语,唱法语儿歌,不会讲中文。中国对于她,大概只存在于地图书本上,以及父母口中。
她本可以就这样在浓郁的艺术氛围中长大,成为一个洋气的艺术少女,但一个偶然的事件,改变了她的生命轨迹。
一个闲适的下午,常书鸿在塞纳河畔逛旧书摊,看到了伯希和拍摄的敦煌石窟图录。后来常书鸿又在吉美博物馆看到了大量从中国掠夺而来的敦煌绢画。
他在法国呆了近十年,一直觉得西洋画才是好的,却没想到中国传统艺术也能有这样的能量,心中大为震撼,从此“敦煌”便成了他魂牵梦绕的向往之地。
1937年,常书鸿决定回国,去北平艺专当教授。
对此,妻子陈芝秀非常不解,国内战火不断,别说搞艺术,就连生存都是问题,为什么要放着法国殷实安稳的日子不过,回国受那份罪?
但常书鸿依然坚持先回国了。陈芝秀无奈,只好带着年幼的常沙娜乘上了回国的轮船。
常书鸿、陈芝秀与常沙娜一家人 常书鸿绘制
在船上,常沙娜听到有些中国人唱《松花江上》:“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年幼的她问妈妈什么叫“九一八”?妈妈说,是日本人来侵略中国了。
七七事变,北平沦陷,他们的轮船被迫停在了上海。
常沙娜第一眼见到的中国图景,是侵略军到处烧杀抢掠,中国百姓们流血逃亡。恐惧中,她扑向了前来迎接的父亲的怀抱。
他们一家人跟随北平艺专迁徙到后方,辗转湖南、贵阳、昆明、重庆。
避难途中,敌人的轰炸机投下炸弹,炸光了行李和常书鸿的画。
1942年,时任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说,国家再困难再穷,也要保住敦煌这座艺术宝库,否则,中华民族将真正陷入危机。
而后,“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时任西画系主任的常书鸿,放弃了一个月三百大洋的优厚薪资,决定接受保护研究敦煌艺术的工作。
1943年2月,常书鸿带领第一批研究所工作人员乘着破卡车,走了一个多月,到了敦煌。
可眼前破败的石窟,跟废墟没什么两样,这是他放弃一切也要来的地方。
当时常书鸿遇到了在莫高窟临摹壁画的张大千和弟子,张大千开玩笑地对他说:“我走了,你可是无期徒刑啊。”
常书鸿说,“我既然来了,就呆下,我不呆谁呆,我不做谁做?”
1943年晚秋,常书鸿全家一路颠簸向西,迁居敦煌。
当时,常沙娜12岁。迎接她的,是沙丘戈壁,和漫天风沙。
她摇身一变,从都市摩登少女,变成了穿着羊皮大衣,整天和羊群在一起的“吃土girl”。
敦煌没有洋房花园,常沙娜跟着爸爸妈妈住在一间小房子里,睡土炕,门窗常被风沙吹得吱呀带响。
这里也没有牛奶面包,一顿饭,常常就是一碗水煮切面,连蔬菜的影子都看不到,因为水碱太大,每顿饭都得喝醋来中和一下。至于筷子,是河滩上的红柳枝折成的。
由于太缺水,洗澡压根不用想,就连一盆水也要省着用,洗脸,擦身,洗脚,用完还要做别的使,总之能省一点是一点。
尽管条件极其艰苦,但在莫高窟破败的表象下,隐藏着的却是风华绝代的美丽。常沙娜为之着迷。
“我每天兴致勃勃地等着蜈蚣梯,爬进洞窟临摹壁画。那时石窟都没有门,洞口朝东,早晨的阳光可以直射进来,照亮满墙色彩斑斓的画面。”常沙娜回忆。
父亲常书鸿忙着整理洞窟中的壁画经卷,治理埋没洞窟的流沙,栽种治沙的树木,常沙娜也不轻松。
学校放假的日子里,常沙娜的日常是这样的:早晨临写唐人经书,朗读法语,然后跟着工作人员一起去洞窟临摹壁画,顺便和他们学习工笔重彩,如何用毛笔勾线,如何着色退晕,还能用到张大千留下的线描稿子......
千佛洞里,总能看到一个小小的身影,极其认真地描摹遗落千年的壁画。
燃灯菩萨(初唐窟)1947年 常沙娜临摹
她时常沉浸在衣袂飘飘的盛唐飞天,神奇有趣的佛传本生故事中无法自拔。
“我喜欢进洞画画,特别主动,不用大人催。”常沙娜说。
在父亲的要求下,常沙娜将北魏、西魏、隋、唐、五代、宋、元各个朝代的重点壁画全都临摹了一遍,每临摹一幅,她就听父亲讲当时的中国历史,讲壁画的时代风格。
她十四五岁时,已经能临摹得颇具水准。当地时不时有土匪军阀前来勒索,常沙娜的画就被父亲用来交换洞窟里的佛头。
观世音菩萨(中唐112窟)常沙娜临摹
后来,母亲陈芝秀因无法调和的生活矛盾离开了他们,常沙娜只能和父亲相依为命,守护着敦煌。
1945年,为了扩大敦煌的影响,常书鸿和常沙娜在兰州举办了画展,展览中全是父女俩几年来在莫高窟临摹的壁画、速写和写生。
展览很是成功,一位加拿大籍犹太人叶丽华觉得常沙娜很有绘画天赋,不能在戈壁荒漠中被埋没,因此建议常书鸿送她去美国学习。
常沙娜与叶丽华
1948年,在叶丽华女士的帮助下,常沙娜赴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附属美术学校学习,还随身带着自己临摹的100幅敦煌壁画。
1948年的常沙娜与父亲常书鸿
在美国,她开始系统地学习世界艺术史,走遍各大博物馆、美术馆。她了解到除了敦煌,世界上还有希腊、罗马,还有埃及、两河流域等灿烂的古老文明。
常沙娜本可以留在美国,继续她的艺术事业,但她和父亲常书鸿当年一样,放不下敦煌,放不下中国。
那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正值抗美援朝,常沙娜甚至没有等到学位证书下来,便买了一张回国的船票。
1950年,常沙娜乘威尔逊总统号轮船返回祖国途中
回国后,常沙娜在故宫敦煌临摹展览上,遇见了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他们非常热爱敦煌壁画。
林徽因觉得常沙娜很了解敦煌,便破格让没有大学学历的她到清华大学营建系当助教,将她熟悉的敦煌图案运用到艺术设计中。
解放后第一次亚太和平会议上需要国礼,礼品选用景泰蓝和平鸽。常沙娜一想,毕加索有自己的和平鸽,我们敦煌也有自己的鸽子,于是就设计了景泰蓝和平鸽大盘,送给外国代表团贵宾。
景泰蓝和平鸽大盘
常沙娜非常有成就感,才二十出头的她找到了自己毕生的事业——将敦煌元素应用到艺术设计之中。
她将敦煌壁画中璀璨的人物发饰、配饰、服饰、布样、花砖、地毯等各种图案整理、提炼出来,应用到了现代艺术、装饰、建筑中去,让古老的敦煌艺术,在现代又重新活了起来。
景泰蓝卷草纹烟具组
为什么如此热爱敦煌?
“父亲告诉我, 不要忘记你是敦煌人 ,我从未敢忘记。”常沙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