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意于佳”是说创作时精神放松,心理处于弥散状态,自由挥毫,不去冥思苦想,搜肠刮肚,“乃佳”即在不经意间忽然有所发现,有所想象。苏轼的《黄州寒食诗帖》是他在黄州潦倒困顿的生活真实而形象的写照。苏轼以其横溢奇纵的才气和意造无法的方刚笔仗写下了这篇诗卷墨迹,我们仿佛可以看到他“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的窘迫境遇和“苦雨”的沉郁苦闷的心境。这篇诗卷,笔迹由匀净流利、精严雅致,到心手双畅,渐渐趋于随意笔触的起伏增大,显露出跌宕气势,突然锋实墨重,笔改沉厚凝重,字形或欹侧或端庄,字势或开张或紧束。清朝的宋荦称此帖是苏轼“偶然欲书,遂入神品”的名作。苏轼认为自己的字虽不是上乘的,但却是真性情的体现,而不是像唐人那样严守法度,失去了情感。
苏轼作文亦是如此,他在《文说》中说:“吾文如万粗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在他看来学书和作文是与下棋一样,只是为了排忧解难,抒发性情而已。苏轼主张书要“放言,无是道也”。李泽厚曾在《美的历程》中恰当地评说:“苏轼在美学上追求的是一种质朴无华、平淡自然的情趣韵味,一种退避社会、厌弃世间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态度,反对矫揉造作和装饰雕琢,并把一切提到某种透彻了悟的哲理高度。”这是把苏轼“无意于佳”思想上升到哲学范畴的一个概括。我们看他的行书,论古法,鍾、王全不见但笔势翩翩,初看平淡,反复咀嚼品味,却觉气象峥嵘,可谓是平淡中富灿烂。所以董其昌评论北宋书家以苏为第一,实非虚谀。
苏轼黄州寒食诗帖
(二)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妙情理于豪放之外
《黄州寒食诗帖》虽是“无意于佳”之作,但从字的用笔上看亦是遵循着唐楷的足迹,并不是像郑板桥的“六分书”那样完全抛弃了古人的规矩。字形虽趋于扁平,但字势却是中正的,每一笔的伸展都不会影响整个字的重心。但每个字却不是等大的,各呈姿态,尽情能事。如“灶”字之大,“也”字之小,“破”字之斜,“衔”字之疏,“云”字之扁,“纸”字之长,“势”字之开,“那”字之合。“短长肥瘦各有态,玉环飞燕谁敢憎”。苏轼《题孙莘老墨妙亭诗》两首五古,同为十二句,第一首只占空间的三分之一,第二首占去三分之二,书法之妙,贵能笔随意发,情随意转,于此可见一斑。“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出新意”、“豪放”必须出自“法度”、“妙理”之中,才是艺术创新的准则。是以他广学博取,然后变化熔铸,出以己意。但他不只是通晓各家书法,而且能更深一层地通晓众长,熔炼后得自己的新意。他往往突破古人法度,“我书意造本无法”,深刻认识到所谓“法”都是随着不同的审美观、不同的创作原则而不同,一成不变的法是死法,所以他认为变法才能出新意。
[宋] 苏轼 行书《新岁展庆帖》 30.2×48.8cm 纸本 故宫博物院藏
(三)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
苏轼认为,“笔成冢,墨成池”、“退笔如山”做到的只是“法”的层面,“法”是不能把字写活,写得传神的。“神”是要靠书者的自身修养来传达的,只有“读书万卷”才能做得到。应用这种读书法苏轼博览群书,并最终映射到他的字上。黄庭坚评苏轼的书法道:“东坡简札,字形温润,无一点俗气,胸中有书数千卷,则书不病韵。”苏轼出生于一个仕宦之家,自小接受良好的教育。他在《陈太初尸解》中自述:“吾八岁入小学,以道士张易简为师。”东坡主张“心存形声与点画,何暇复求字外意,(《小篆般若心经赞》)”在掌握了技法和形质之后,要走出它们的笼罩,寻求能够使字传神的途径。这与苏轼作文的主张是一致的,他主张要“博学能文”,“博学而济雄文”。
《黄州寒食诗帖》引经据典便是苏轼博学的最好证明。文中“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二句典出《庄子大宗师》“藏舟于壑,藏山于泽,谓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负之而走,昧者不知也”。“也拟哭涂穷”句,典出《晋书·阮籍传》阮籍“时率意独驾,不由轻路,车迹所穷,轧痛哭而反”。“死灰吹不起”句,典出《史记韩长孺列传》“安国(韩长孺)坐法抵罪,蒙(县名)狱吏田甲辱安国。安国曰:‘死灰独不复然乎?’田甲曰:‘然即溺之。’”点画之间有儒雅的学问气,不张扬,不锋芒毕露,而是在不温不火中渗透着典雅的气韵,在不激不励中蕴藏着含和的意味。
《黄州寒食诗帖》是苏轼书法存世的最为精彩的作品之一,也是其书法生涯中里程碑式的代表作,表达了东坡以意驭法,化众人意趣为一家的“写意”风格。他的这种具浪漫色彩的书法,对宋代及后世产生了积极影响。追随东坡书风者,有其弟苏辙,子苏过,以及其好友赵令等。颇有时誉的书法家曾肇、王安石、王巩等,也都感染于苏风,形成名重当时的苏派书家群。虽然它不代表苏轼书法成型的风格特点,却是在无心于书法创作的状态下任情姿性地挥洒,才不期而然地达到了最佳的艺术效果,这正符合他主张“书出无意于佳乃佳”和“尚意”的书法创作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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