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墨生：艺术杂记

 

一、缘起

　　不知不觉间，年过不感。素性喜向“前”着，不太爱回忆。有感于人生之多感与伤，竟每每欲学会遗忘，然人毕竞是记忆的动物，时忘时忆，欣戚交织，如是乃成“生”之活”也。浮生时在梦醒之间，性疏懒不喜作日记、作总结之类，然雪泥鸿爪毕竟在焉。缘《中国典藏》之谬赏，而得以稍稍回忆习书往事，颇多感触，清理旧忆，无意自是，有心记实而已。

 

　　二、默生与墨生

　　说来惭愧，我“墨生”一名之得系有我“不孝”之因素在。我因童时性默寡言，孤僻少与人交，及人学，父为起学名“墨生”，似亦寓望于我能沉默坚强地生活。我兄蛛三，因我为长，受父母慈雨最多，父之为子命名，实寄托无尽其自身坎坷人生感触在内。孰料人学后，小同学均以此名相戏，因其含“默不作声”意故。我因之绝意换名，父披缠不过，结合我喜文墨之事方改我名为“墨生”，实此名已用近四十年矣。细想起来，此我为人子之不孝乎？父当年之命名，寄托深远，子逆而不受，实违常理。记得多年后，我于作品署名常改写其它，并曾告之父执、儿欲更名。孰料父亲说.你改何名随便，但我还是以“墨生”叫呼。我默默而退。今慈父已辞世近八载矣，为人子者忆及不孝之往事，不禁眸沮。

 

　　三、涂鸦与刷红

　　正是国家三年困难时期.我生于冀东燕山脚下之迁安县。用生不速时为况，极当。然自幼即喜涂鸦，誉满城内。彼时值“文革”时期，街墙多黑板，白墙多标语，我常被人请西黑板宣传画，亦常用红油漆立桌凳上刷写大红标语，往往围者如堵。因人矮字大，每漆点斑斑，在我则颇尽兴，归家则常遭母骂。成年后，写字稍有可观，人询何以笔力不怯，我答云：盖“文革’时期练笔所致。今年，已过四十，细忖之，此“文革’于我唯一之馈蹭而巳。因喜涂鸦，故小学一年级，父为起学名“墨生”，迄今用之。因我少负写写面画之名，亦常为人用毛笔抄与“大字报”，因而于笔墨并不生疏，如今回顾，竟三十多年前旧事矣，不禁叹时光流水、浮生若梦耶。

 

　　四、启蒙师

　　家祖父讳玉济，略通文墨。我最初习字即受祖父指点，记得所临为《多宝塔》与《玄秘塔》。少时爱仿《西游记》连环画画孙大圣，人称惟妙惟肖。后有祖父家房客姓刘名庚堂，系“右派”分子，乃老国文教师也，为我之启蒙师。刘先生于书，概念在于“馆阁体”，以“颜（真卿)筋，柳（公权）骨，欧(阳询)体，赵(孟硕)面”为教，故我习书之初，实馆阁一脉也。民国时津门有书天律劝业场匾之习颜名家华世奎，乃庚堂先生尊仰之人，亦曾面聆其教，故师亦以其字示我，因是习欧、颜、赵三家法贴之外，亦习华氏《双烈女碑》。师尝云：习书当借颜宇之体架，而用欧宇之笔画，加赵体之温婉，则尽善。师不喜颜字横画尾之重顿笔，常以大疙瘩讥之，然喜颜字之堂正大宽绰，气象雄浑；不喜柳字之支离刚硬，亦不喜赵字之俯仰妩媚，故主张融汇诸家。他以钱南园及华世奎为理想范式。又推重现代之沈尹默，尤誉其小楷，以为不二。师于沈书，每以古典名著《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文》、《水浒传)等书签题名为例，大加赞誉。我习书之初，十九为临摹唐楷，时亦双钩描红，今日思之，真“传统”派也。师尝谓：隶书易写亦易俗。此说影响我至深。

 

　　我从未正式读过大学，粗浅之古典文学知识，即启蒙于庚堂先生。他教我读《古文现止》及《昭明文选》还有唐诗宋词，算是引我人门。后来凭自学，虽爱好文、史、哲，奈何未曾科班雕凿，实一浅解漫学之人。

 

　　我十二岁识庚堂先生，字课每经批点，受益非浅。师告找：始习书宜用软毫，可练腕之力，俟功夫纯熟，则软硬毫无所谓失。又谓：书软纸宜用硬毫，书硬纸宜用软毫，则得刚柔并济之趣。先生之名不出县城，一生坎坷而获晚晴，前年夫人以九十高龄去世，而庚堂先生已近百岁而健在。其字横平经直，规矩严谨，一派平正。以我之见闻衡量，三十余年来，无论有名与无名之书家，论楷书之功力，书风之严正，有过之者亦不云多也。然胸次学养及人生遭际所限，庚堂老人不过万千教书先生之中一员而已，其尘埋草莽则不待言矣。

 

　　五、碑与贴

　　“文革”时破四旧，经常要放火烧一些封、资、修类的东西。我家祖父以上几代均曾从事经营店面，但亦算读书人家，特别是曾祖父讳品三，为人慷概好文，交游广泛，因此家中亦薄有截书。“文革”丕变，人心难翻，竟有世交出来“揭发”我家应为“漏划地主”，由是，家中故物悉被付之一炬。据祖辈告知其中不乏清民时期一些有名气之人之书画。时我童少，一次竟从火中抢出一本碑拓，是《怀仁集圣教序》。这几乎是我临摹的第一本行书字贴。这本字贴一直被我珍藏至今。前有裱背的署名“七分山人”小楷跋文，然我至今不知其何许人也。时常翻阅此旧物，记忆不免回到童少时光，少时我围膝依绕之慈详祖父已溘然长逝近三十年之久，然其时祖父呵护点拨之况历历在目。物是人非，何胜叹伤。后又从初中语文课教师李佩华先生处获所赠赵孟颇《胆巴碑》，亦临习一段时日。回顾我与碑贴之接触，始于十余岁，然至今无珍贵收藏概缘于鄙人于天性中一方面极认真，又一方面颇不认真，于收藏克集文物珍玩之类极少癖好之故。

 

　　我上小学、中学、高中的时代，正是文化贬值的时代，又因生长在县城，见识不多。那时，常有精力时间无处打发之感，便常猎奇，希望发现新大陆。一次，偶过魏姓刻字店，见招牌“刻字”二字写得颇瑞正，便进去探视，方知是街邻魏振东伯之刻印字店。发现该店有些旧书及旧碑贴.此后，放学便去该店。开始是在店中借临，后则可以借回家中临，我便找来透明纸钩摹，然后送还，如是者久，该店所存巳被我“掏空”矣。多年后，在外工作已久，在一次探家时向魏伯询及旧物，他说，有的已遗失，剩下的这几本就送你作纪念，比在我手有用。喜出望外。计有董其昌一本无头残贴，《张黑女》影印本，《皇甫诞碑》、《淳化阁》残贴，《三希幸法贴》残本，华世奎《双烈女碑》以及《隶辨》一部。今日思之，上述诸碑贴实我亲近碑贴之较早者。后《隶辨》被人借而不返，《张黑女》被秦皇岛市一老先牛以《崔敬邕》印剧本巧妙换去不还。

　　1975年，我购得上海书画出版社之《王羲之传本墨迹选》.异常喜欢，经常临摹，翌年，借得《孙过庭书谱》本，反复摩挲，年余未离左右，常有人问我：你是学碑还是学贴？我自无言以答。我习书始于唐碑，然很快又临习大王与孙过庭书法，之后之过程，彼时碑，此时贴，出出入入，如何计较论断？刘庚堂先生亦曾让我临习《十七贴》及《草诀百韵歌》总起来说是以晋、唐为主，但又不限于晋、唐。在我习书的几十年间，涉猎之碑帖实在广泛博杂。除却随缘转移多师之缘故外，似与我性格不喜受牢笼有关。

　　略行统计，我临摹过的唐字约有：《九成宫》、《皇甫诞》、《化度寺》、《多宝塔》、《颇家庙》、《勤礼碑》、《麻姑仙坛记》、《玄秘塔》、《温泉铭》、《李思训》、《岳麓寺》以及《书谱》、《卜商》、《仲尼梦奠》、《阴符经》、《倪宽赞》颜体“三稿”等。

　　后来，又殊喜帖牍墨迹类。除《王羲之传本墨迹选》外，于《伯远帖》、《十七帖》、及杨凝式《菲花帖》、《芦鸿草堂十志跋》、宋代《黄州寒食诗帖》、《松风阁帖》、《诸上座帖》、《李白忆旧游诗卷》、《苕溪诗贴》、《蜀素帖》等米帖颇爱之，亦曾用过相当功夫。

　　若论用功之久，该说是临抚北碑、汉碑，兼及个别晋碑与隋碑。如《龙门十二品》、《石门铭》、《瘗鹤铭》、《张迁碑)、《乙瑛碑》、《张猛龙》、《嵩高灵庙》、《张黑女》、《西狭颂》、《石门颂》、《曹全碑》、《封龙山颂》、《好太王碑》、《龙藏寺》及大小龚等碑。之所以记如流水之帐，在读者诸君或以为枯操，在笔者则每本贴之背后，似均凝周着一种记忆或难忘之岁月也。

　　我于明清书法，素有疏远。个中关注激赏者，不外倪元璐，王铎、王宠、文征明、妙山、邓石如、何绍基、赵之谦、沈曾植、康有为数家而已，余不甚注惫。早年虽临过董其昌，然素喜董画过于董书，子黄道周、张瑞图及清初馆阁名家索无兴趣。

　　对于先秦遗物，曾专注于《毛公鼎》、《散氏盘》及《石鼓文》，于帛书一类，欣赏而已。

　　忆我习书有年，师从不少，师各有主张，宗法各异莫衷一是，互相抵牾之处，亦不在少，若盲从偏执，如何措手？因之，我历来所持态度是：偏听则暗，兼听则明。碑帖义有广狭，不必拘泥。所有前人遗迹，均人文传绪之证物，既能传世，必有可爱与独到处。古人谓临帖如骤遇异人。我调选贴如选美人，体态仪表风韵自各不同，燕瘦环肥，美在不同。善学者，当取意其能为我所用者。习书有年，成就绝无，甘苦不少，以我经验在学习之不同阶段当有不同选择。初习书，不喜驳杂，必专法一二帖，始可根抵自家笔性。我少曾习武，师谓：学拳容易改拳难。谓学艺当慎始。我见不少学书之人，临摹初始即朝秦暮楚，以致笔性不纯，学无很柢，虽皆为聪明人，然愈学愈觉不得进境，因此之故。既打下根基，于一二碑帖临抚把玩之深，进尔可求广博，以增益内涵。若始于驳杂，往往笔浮气乱，难入堂奥。我启蒙师启蒙我习书，便以米芾“集古宇”为范，然我并未恪守，真正广泛学习，实在五、六年以后。

　　今人动辄以“通临百家千帖”为誉，究之，不过害初学人语或誉已成就之人言，往往贻误于学子。多见有不少学书人，虽涉猎广泛，然若深究之，则十九为粗枝大叶不甚了了，从未深人一二法帖，如此数年十数年混过，竟然笔下困窘，愈行愈无路矣。我以为“善学者还从规矩”之古训实为警策。如不从规矩学起，不能专深，纵浮涉千百碑帖，访过百十名家亦等于“当面错过”也，白石老人曾有勿以能多到得古人名姓为能耐语，我三折肱于此语，亦仿之日：勿以多临仿过古人法帖为能耐。关键在于专精深进，在痴注眷爱，而不在于广泛驳杂也。譬诸交人，识者千百，而友者不过三五，真知已则尤少也。古人法帖亦犹知己，不必多亦不可能多也，与其尽属泛知。不若一二深知；与其皆为浅交，不若一二深交也。人生受益，不过一二关键处，习书亦然。我以为临摹研究不妨少而专，流览欣赏不妨广而泛。

 

　　六、书体好恶

 

　　我习书，偏好行草，亦喜篆隶者。好行草者，喜其流便畅适，与我心性直率近。好篆隶者，喜其高古质朴。然二者之中，又尤喜行与隶体，或以为篆与草难于记识交流故也。因此，草喜章草与今草，不特喜狂草，或缘于我于古今狂草所见佳构极少故也；篆喜甲骨与金文、石鼓而不特喜小篆，或以为小篆过于整饬而失于自然美故也。喜唐楷、魏楷，然更喜简书、晋人残纸以及砖瓦文字。我欣赏书法，自忖尚能宽容，书卷气与金石气并重，然尤喜书卷气中有金石气，或金石气中有书卷气。以愚意衡之，书卷气即文气也，书法与语盲文宇一样乃文化修养流露，故书卷气为第一，此文雅所由来，人文所化生也。金石气即质朴气也，不落粗恶庸俗，然亦不落酸腐忸怩，苍莽浑古，有历史意蕴。我于小楷，无偏好喜钟璐之高古奇崛，亦好王献之之清雄劲健，于王宠之虚和，文征明之秀雅亦甚欢。

 

　　七、请师散记

 

　　我习艺的老师，算是比较多，但发生持久影响的，却实在少，祖父及刘庚堂为启蒙师外，家父讳傲冬，亦是我早期不懂“专业”的老师。他不会写字画画，但却是我当时涂鸿时期的第一位品评人，那时我仿临徐悲鸿的马，父亲看后，常批评腿长腿短，是由此，我知道画什么必需观察什么。至于习书，再早的老师有津门玄光乃先生。十八岁那年考上美校，离开了故乡，庚堂先生将我推荐给天津书家玄光乃先生，玄先生亦为迁安人，专习北碑。我通过寄日课求教。玄先生每信必复，批改至为认真。他指导我临习《张猛龙》、《龙门二十品》等，可以说是我入北碑门的引路人。是时，我从唐楷及晋帖转来，笔力未遒，玄先生督责甚严，我受益匪浅，然至今我竟未曾见过先生。一则我求学以后便工作，很少机会外出，二则我生性不爱拜访人，以致如此。师恩未报，想来惭愧。虽偶遇津门友人时常询及，竟未专门拜访过。据说玄先生仍健在，年逾九秩矣。三年美校生活，绘画上自然得到在校诸师指教，但于书法，实受益于宜通平师一人而已。宣师早年毕业于京华艺专，受教于齐白石、黄宾虹、邱石冥、李苦禅、秦仲文、汪慎生等先生。为人真率豪放，习性大大咧例，然一生坎坷，名不出河北，所作大写意花鸟五十年代即著名河北，“文革”遭劫，收藏旧物，悉被抢掳，期间下放陶瓷厂做画工，困顿不堪。“文革”结束，刚刚平反.心情睛朗，艺兴大发，不意突患中风而至偏瘫。呜呼，天之不公。及我入学，宣师已病，谢绝来客。然我携字函请教之后，先生却破例对师母说：“以后让他每周来一次，不必档驾。道平先生除指导我习画外，亦指点书法，当时即说：“你于楷书所下功夫久矣，不必再束缚性灵，以我视汝，笔性大方，最近于我，以后改写宋代苏、黄、米可也，或欲上求于晋人亦佳，惜晋人遗迹不品得耳。从此，专门临习黄、米二家行草彼时我不喜苏字。宣师于唐人独喜李北海，因之我亦临习《李思训》及《岳趁寺》，宣师亦重北碑，然特强调须以帖韵化之，勿堕粗俗之中。每忆宣师口诞垂落而驱动偏枯之身为我示范于床榻上之情景，不禁唏嘘叹息之至。彼时，师将其早年小楷手抄历代书画论借我抄录，见识为长矣。

 

　　其时，我星期日恒流连于市内展览馆或图书馆，亦常往访报杜之肖一先生和于润先生。肖先生六十年代毕业于北师大中文系，学识渊博，才思泉涌，曾以“肖体”风靡幽燕书坛，时亦任河北书协副主席。肖师热情健谈，每次晤谈，话无间断，举凡文史掌故，皆所论及，对我垂垂以教，至为关爱。然私心喜先生之人之文之学而不喜先生之书。然继刘庚堂先生后，启我文史最多者，肖一先生也。及我毕业离市，先生赠书“趁好年华要读书”条幅，我悬之单身宿舍床头有四、五年之久。如今肖先生已老迈表弱之极，不暇往探，殊觉帐惘。于润先生六十年代中央美院毕业受教于李可染、李苦禅诸大家，教我山水亦多。

 

　　八十年代初，北京有十位书法家在唐山举办联合书法展。我参观之后，眼界为开，就中欣赏服腐沈鹏、欧阳中石两位先生的作品，留下了极深印象。至我分配到秦皇岛市工作以后，便冒然致信两位先生并寄去日课求教。原以为不一定有答复，孰料沈先生和欧阳先生都分别复了信，指教之中殊加勉励。过了二年，也曾赴京登门讨教，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专门拜访名家求教。印象中，沈先生宽和而欧阳先生严苛，使我受到不小震动。一晃二十余年过去，虽与沈先生和欧阳先生偶有造访，然碍于两位先生应酬太多，因而极少前往叨扰。

 

　　我正式入门的老师，除了宜道平先生外，便是上海老书家、学者李天马先生。1983年尾，我到报社工作，受命往沪为李先生送报杜谢礼而幸识于寓所。先生时年七十五岁左右，然精神健旺。我顺便带了几件字面求教，先生鞭勉有加，竟主动询我：愿不愿入其门。我生性孤僻，或自命“不凡”。主动想拜名家为师之念自来淡薄。尝与友人言，我景仰之人多已谢世多年，如齐白石、黄宾虹、于右任、谢无量、潘天寿、李苦禅等先贤，无缘承学，而健在者如朱屺瞻、刘海粟、李可染等大家又无缘得识。故学问是无所选择，师从则必心折始可。坦言之，此前虽敬佩天马先生，然并无拜师之念。先生主动接纳，在我既无准备亦觉欣慰不已。因而当即以师礼事之，直至先生九十年代初仙逝，书函往来殊助。先生之教我，仍以二王为圭臬，以欧、虞、智水为梯阶，旁参金文与章草，循循垂示，不厌其烦。先生品操高洁淡泊，文史知识博雅，爱徒如子，然我从师六、七载，限于当时条件竟不能专程看望恩师一次，以至一面而成长诀，思为之痛。知我不能往沪，时工作紧张，孩子幼小，生活拈据，先生常寄近照以慰，常惠碑帖以教，诚世不多见之师矣。然有一次，因我于书法看法有悖于先生，竟至先生函中大不满，然我亦认真固执之人，竟再函与师“理论”，先生乃至径渭而掷下一语：若再坚持己见，当不复以徒视汝。以我心性，既爱吾师亦爱真理，情理之间左右为难，内心痛苦不可言状。妻见而语我，你便依先生言又如何？我答日：此固可，然益觉倘若此，益对不起先生，是欺枉先生也，尤不忍。逾月后，写一长信，一表谢罪，一表示自己之不变态度，但仍委婉详陈我之“理由”。函出而我心忐忑，不日，即接先生手泽，前赚尽释，师函称：为有汝为徒而大慰，读扎至此，我竟眸为之湿，遥望南天为祷祝而己。今日思之，言不欺之语乃是：我受惠于先生者，人品与学问多于书艺也。

 

　　对我艺术发生重大影响者，尚有一代艺术大师李可染先生。如今世界“大师满街走”(王阳明语)然我口服心折之大师并不多。可染先生乃并世我敬仰之屈屈数位之一。然我常叹无缘相识。也许是天厚我也。八十年代中期，我为书画函大秦市分校作兼职教师，中有一学生，有一天告我，我如愿识李可染先生，他可代为联络，因李先生每年厦季必往北戴河避暑住该专家疗养院也。我喜出望外，连声允诺。第一次拜访先生，心情激动，几不知说什么。先生电话中嘱我，必携书画作品来。我携书画各一赶往海滨。初见先生，觉一派大方，鬓发皆雪，目光冷峻。先生看我一画一书，竟用去十五分钟之久，边展卷边凝视，连连称赞，弄得我不知所措。先生并一一指出我所临何碑帖及何家画法，乃至我之好恶。末了，我再次诚恳征求先生的意见，先生方说：建议你再临习北碑与钟鼎。并为我当时不得已从事新闻工作而遗憾，他希望我越早搞专业越好，“否则太可惜”。一个小时过去，告别先生出来，我觉得本来是蓝蓝的大海，此刻更蔚蓝矣。最令我感动者，先生竟主动将他家的电话及地址给我说：“欢迎你来京时到家里来”。我何尝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于先生而言，这是对我的错爱与信任，岂有他哉？此后，在我师从先生的四年中，可以说受益殊巨。先生每次的批评，都是委婉含蓄的，但却是深刻的。在先生不幸辞世之前的一个月左右，我曾去北京三里河师寓探望先生，恩师临行之语是：我对你的艺术未来很抱希望……。晚九时许，寒风四起，我辞别先生出来，一种莫名意绪浸漫我心。不足一月后，惊闻恩师遽别人寰，不禁悲从中来，泪如雨下。因有诗悼，中有句云：沾濡四载渤海水，教海一夕里河辞。我之受惠于李可染先生者多矣，其人品、其艺术学养与胆识，的确迥异等伦，大师风范。与我常见之营营为艺者之心态相去何可以道里计！自识先生后，复用功于北碑及钟鼎文字，沉潜于苍茫雄强之金石碑版中，时有通宵弄翰不知东方既白之乐。我性尚大美喜浑莽厌工巧，而于形成个人书画风貌方面，除天性近之外，勿庸讳言大有先生之影晌在焉。

 

　　墨生交游之师友亦云夥矣，有一字师、有一日师，有正面师，甚亦不乏反面师，无法一一述及。然不可不述及者，尚有谊在师友之津门孙伯翔先生、北京王镛先生、河北韩羽先生等。我识二位先生同在1987年，此后往返交游不少。孙先生年辈相当父执辈，然谦恭坦直、待人亲切，对我这后辈每以忘年交为延誉，令人感激。

 

　　回首逝去之岁月，启我教我鞭我励我警我激我之师友多矣。人过四十尚不能不惑，然于诸师众友之磨砥，从未疑惑之。自我总结之，不妨以一言概之：善学习者，无所不师也；善学习者，又不率尔师之也，师而不师其旨在焉。

 

　　八、关注理论

 

　　我见到的第一本论述书法的著作，是少时城内文人薛海青先生送我的尉天池先生著于六十年代的《书法基础知识》。这本小书在七十年代不啻于是一个宝贝，我通过它，知道了不少书法道理。不久，我又得到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编写的《各种书体源流浅说》一书，眼界大开，书中的历代书法图版虽只是局部，但已让我的书法视野丰富无比矣。尤庚堂先生赠清代蒋和著《书法正传》，始知古代书论之讲究笔法至繁至要。1978年入美校后，宜道平师将其早年小楷抄录之历代书论画论稿借我抄录，积数册，时常翻阅，于是兴趣日增。宣师曾教海：若欲艺术有成，绝不可对理论及其它学问不闻不间。何况我自幼即喜亲近文字，经宣师点拨，一发而不可收矣。美校三年，读书益多。除古代文史哲典籍外，亦旁及于外国文学名著及一些理论译著。从此，养下做艺术札记之习惯。参加工作后，读书竟花去晚间三、四小时之久。随着改革开放，文化活动日益频繁，而我素喜独立思考，不喜人云亦云，逐渐开始对艺术现象进行关注与思索。其时，找工资收人徽薄，但每月订阅之艺术报刊殊为不少，由之对艺术界时事亦算了解。八十年代中后期，可谓中国书法之展览大赛的盛期。我曾写《闲话书法大赛》小文发表，表达一点看法。究之，我写的第一篇文章是在同道古泥办的《印萃》内部小报上，是文是我对名家王个移先生印艺之批评，发表之后；反响强烈，据传王老先生看此文异常生气.甚至欲起诉云云。当时古泥与我言及，我说，此乃艺术见解之异，人人有发表观点之自由，若王老真有此举，我只好奉陪。后此事不了了之。实则，在我内心，敬仰先辈是一回事，对艺术成就有不同见解又是一回事。奈何我国传统，为尊者讳己成世网，逆耳之言，名家尤不堪闻。有感于此种风气，年青气盛方有是文，不料风云一时，以至省内个别别有用心之人亦借机附会，仿佛我等大逆不道一般。此事，乃1987年。时我读《个移随想录》时被王个移先生之对思师吴昌硕先生情深义重而感动。个中敬仰与对王先生晚年印艺之拙劣心情感矛盾难状，有非外人所知者。翌年，个老仙逝，晚生曾有一律悼之，然并未发表之。中有句云：薪火曾传吴派艺，家风未许吾独辞。我正式发表的论艺文章，系1988年河南书协主办之《书法博览)上刊载之我论潘天寿书法之文，该文多从视觉形式立论，虽今日视之很不成熟，然乃我一惯关注之角度：从视觉出发又回到视觉，但中间环节尤关注于视觉因素与形成视觉因素之关联。五、六年后，又编写《书法图式研究》一书，实与当年《书法博览》所刊论潘先生书法文章同一维。1989年6月撰《当前书法最缺少什么》一文参与在西安召开的第二届青年书学会，是为首次参与学术会议。以后数年间曾陆续撰文探讨书画艺术，或与会，或发表，于是乎人以“理论家”或“搞理论的”视我。虽然，我的确曾对书画艺术发表过一些不成熟的意见与观点，但是，坦言之，我自己在内心里很少以理论家自居。我因此在有些文章中自称为“冒领”“理论家“之名。这不是自谦，自以为尚属自知。盖“理论家”者，以理论为业。

 

　　且能自成体系，自成一家之言，至于“搞理论的“，同此凉热，大致不外乎“与人理论”或“自成理论”，在我视为畏途，亦视为神圣之事。我以为我的“理论“尚在思考中，姑且称之为“前理论”，可——或许有一天我能自成家门之准备而已，积十余年之素材收集与反思，曾不揣浅陋撰成《现代书法家批评》系列文章在《书法报》连载发表，是年为l992年。然而.文章只载大半而中辍，后移《中国书画报》连载，可谓一波三折。我之写这套文章，实出于有感而发。对名声如雷贯耳之书坛名家成文化名宿之书法表述一点自己当时的看法而已。其中不免有所臧否，得耶失耶，人见人之自见然也。然中国艺术界之对批评讳莫如深几至虚弱之程度，个中甘苦不足复道。时至今日，拙文之部分观点或容有变异矣，此我当时既有所声明。文章面世，褒贬纷至，一些健在之有胸襟学养之被涉及之先生，多表现出蔼然长者风，令墨生感动。如沈鹏、王学仲等先生，不仅未以为忏，却在不同场合表示宽容与理解。然而，相反之举措亦非绝无。我亦为人子为人徒生也，岂不知尊师敬长之道乎？然闻知有人愤愤于拙文，实令人一噱。因此或又有以“批评家”视我者，我益觉汗颜不敢当。以“批评”为“家”者，职业批评家，我实不敢亦不能不愿为之。

 

　　然而，自九十年代以来，我确然乎撰过一些文章见诸报刊，其中自凝结了我之心力与真城，至于学术水准则非我所奢望者。

 

　　九十年代初至九十年代末，努力读西人之书，所思亦多矣深矣。以我多年受传统文化薰习之身，复开窗见外面大世界，倍觉思路开阔，然解与不解处尚多。我于时下对传统式书画论之批评认其同而存我异。古典书画论之直觉经验式理论，实渊源于先秦哲学之基本世界说。其之简略点悟而不铺陈逻辑者，自有其绵长之历史文化空间以生成之，在彼时彼地之时空语境中，相应之“听”者，足以“听”懂其“语间语义”也。我们后人似可尽量借鉴外来理论严密之长，亦不必苛责古人子今日。至于科学论云云，实近代世界纯以西方科学主义及实验主义为操柄之结果。科学固利人类以万端，亦祸患人类以百绪，此世间大人物多有论之，不劳区区之我再轩喙。窃以为。在人文领域，我民族传统之特质正有待以阐发之。若书画一道，体现“现代性”乃不必争之事，然体现现代性亦不意味将古典文化尽付讥判也。我以为古代艺术论之散漫驳杂乃史实，然其真知卓见，零金断玉亦毫不暗淡其人类智慧之辉光尔。我近年之努力读书，目的在于找到东西文艺理论之沟通处，诚然，深知此一任务之艰巨。我始终思考之一问题是：艺术与美学有无一所谓之科学化抓坑化之标准，反复思之自认为其必无！倘若有，必文化专制之美学，证诸“文革”，我信其为人类历史之反动。

 

　　九、展览与获奖

 

　　我有史以来，作品参加过许多次形形色色之邀请展、交流展、联展等。独未参加过中国书协与美协举办之国展，中国书协举办之中青年展也只参加过二次而已，至于获奖更属无缘之事。坦言之，在九十年代以前我是不自觉的，被动的，甚至为不能入展而懊丧。九十年代以后则可说是自觉的，主动的，因为自九十年代以后从未主动向国展投稿，书画皆然。参加二次中青展亦属无可无不可。这里原因复杂。然最重要之一条是，我索来不喜欢与人竞争，尤不喜欢在复杂背景中的评选。甚至，我愈来愈怕入展与评奖。八十年代中后期，我参加过不少大赛，也偶然获过几次大奖，当时，固然欣然，过后也觉不过如此。说实活，我获奖之作均非我自己得意之作，也许，若我将自己合意之作奉寄，说不定很本获不上奖。

 

　　我极重视创作之轻松态，我以为书法之“一次性”——不可再性，是传统型书法之一显明特征，我时此种荣格所谓“神秘参与”之性质非常沉湎。而寓于明确创作动机之创作，在我视为畏途。个展则不同，它是一人将不同时段之“我”集起来向世界“敞开”，它呼唤亲近和进入，则与在众中争一头地大异其趣。

 

　　从我粗知，不少西方近现代艺术大师都是不能或被排拒在官方展览之外之人物。请勿误会，我意绝非指不人官方展者即一定成为艺术史上之人物。我只是告白我个人之一点信念而已。我敬仲自古以来之能寂寞之心，亦从不以极功利现实之眼光看待评价艺术中人。

 

　　十、求学之艰辛

 

　　我八十年代初参加工作，即在海滨小市一家轻工行业之工厂工作，其际住单位宿舍，因条件所限，曾有年余住在厂保卫原打更室。说来难以置信，此房八面漏风，且狭促仪容一床，请人粗木钉成一小桌。冬日房内笔洗为冻，我仍临池不辍，每晚活动完身体即临习碑帖三纸，临摹古今山水画谱数张.然后看书至子夜始寝，其况孤独凄凉而我不改其志，自得其乐，人少知者。二十年来，工作变换，只为不得己，欲觅一从事专业时间裕如之工作而已，常遭人误解与非议，一笑了之罢。在新闻单位供职之六、七年间，工作繁忙，几无暇为艺，若欲习书面，只凭毅力。彼时妻倒班工作，下班回家几近子夜，常因我创作学习兴致正高而为我抻纸理墨。最不堪者，逛书店遇极爱好之书籍画册而囊中羞涩，然往往必欲购之而后快。多年来，购书从不吝啬，家中为此忤逆，自情理中事。当时工资三十余元，养家糊口，又欲投资艺事，困窘之状不言而喻。直至三十五岁前，我从不卖作品，更无经营包装推介之心。然苦中乐趣，惟重视精神食粮之人深知之也。如今条件稍好.面京城米贵花销亦多，而艺术图书之价愈昂矣。我常与人言，欣贪艺术之人乃幸福者，从事艺术创作之人乃痛苦者：因为心中之理想美往往不慷概降临故也！此种之艰辛则非个中人不知晓。世人只见“艺术家”之洒脱，而不见艺术家之沉重，此实艺术之渐成为“文化工业“之一缘山。初居京城，三口居十平方米斗室，因系友人旧式木板楼，冬日不能生火，以小电暖气取暖，然每夜孤坐案前，青灯黄卷，双腿木然，其际正值编纂《中国书法全集·何绍基卷》之时也。白日骑车数十里，往返工作单位与图书馆及寒舍之间，不胜感慨。居京七春秋，人情冷暖倍尝。八次搬家，然家徒四壁但有书，以至挈妇携女之外为书而苦，不禁思白石老人有“流窜京华“语，仿之而有诗句：流窜而今何处是？燕京小雪豉楼前。

　　至于多年来为迫求心中认定之真、善、美，而锲而不舍之种种人生艰辛坎坷落寞，却皆使之临风四散可矣。

 

　　十一、临习与自运

 

　　我虽爱好艺术有年，细思之，虽转移多师而仍属于一自学之人。师恩友谊固多，没齿不敢忘，而操执在于自己，化用全凭一心。我生性不喜随人俯仰，有独往独来之秉性，故一次洪丕谟先生竞赠书题为“独行侠”，见之一晒。客观以论，“独行”似然，“侠”则未敢承当。许多艺术见解，实漫长积累摸索思考之所得，不敢言是，却敢说真——来自自我之总结研究。人所共知，临习前人他人之法，目的在于自运。常见有人临何似何，仿谁似谁，及乎自运，竟无足观，依我视之，此模仿力过于创造力也，习帖百本，终归化于自我始可，否则即一书奴而已临画万千，不能自造，亦一画奴而已。书之自性尽藏于笔与笔之运动中，故观人书当观笔性。此清代刘熙载亦论之。通俗而言，清浮人难为沉凝笔画，为亦失于自然也。自然即自在也，自然而然也。故善自运者必自知自家笔性者也，蔡中郎所谓“书肇乎自然”也。

 

　　十二、遗篆而不攻

 

　　我虽玩赏篆书，而实极少作篆，曾于书法集自序中自称：独遗篆而不攻。何故？有感于人不能求全也。遍览历代圣手，诸体俱善者实寡，即有各体俱能者，亦无各体并佳者。我素不喜小篆之整饰，偶作篆，亦参合甲骨，喜其大小参差、错落天然也。况黄翁宾虹大篆高古浑迈并世不二，我何人哉，非欲于已短处与人争一长耶？审自书迄今于楷于隶于行均曾用功，独于草，仅涉章草而未暇专攻今草大草，若篆书则欲独弃之而不攻矣。有所不能之意乎？

 

　　十三、线画质量

　　古人论书最重笔法，详审之有故弄玄虚之嫌。然今人作书则全不计笔法，但以目的论为务。我论书介二者之间，不喜古人之玄，不喜时人之滥，笔法者当究与不究之间。我于笔法但以二字绳之，日：“流”与“留”。知流则如行云流水气机贯通，知“留”则不滑不飘，沉着坚健。一切学问当化为线画质量，无穷之书画魅力尽在“有”与其“无”(空白)处相生华也。

 

　　十四、写生

　　我前不久将近四年来的写生作品选编印行了一本《梅墨生写生山水册》。如今画界，写生已不时髦，甚至被人废弃了，有了照相机，摄像机，谁还愿意辛苦去写生？便是有的院校教学还保持着写生方法，但也往往是与创作相脱节，写生、创作两层皮。一些学生甚至画得不像是“写生”，而是在“写死”。古人认为：写生杜是写万物生意。这个生意很重要。

　　我近年坚持身背画具，自费实场写生，目的只有一个感觉自然，领悟艺术。所谓搜集素材、积累画稿并不是我的主要目的。我画写生时既尊重现场感受、自然的启示，同时也在考虑写生也是创作、每幅写生我都有一个作品意识，都要进行取舍、归纳和提炼，而不是照抄自然。几年来，我已到过峨眉山、五台山、青城山、太行山、泰山、雁荡山、丽水山、武当山、燕山、三峡等许多名山大川写生，饱游饫看，深得烟云供养，不仅积累了一些写生作品，更重要的是对于深入理解中国画、理解传统、理解名家画法都极有帮助。

 

　　十五、笔墨情结

 

　　我是一个怀抱笔墨情结的人。如果没有了笔墨美，我眼中的中国画将黯然失色，中国画的笔墨历史有千年左右，其间云蒸霞蔚、气象万千。但笔墨必须是发展的、是原创的、是经过淬砚锤炼的，否则就是僵化的、棋式的、伪饰的、粗糙的、浅薄的，经不起推敲和欣赏。

 

　　那种认为一谈笔墨就是传统和保守的现点、实在是对中国画的误解。笔墨与线是中国画的“汉语”，可以通外语，但中国人总要说中国话。当然，中国画的“汉语”可以是“古代汉语”，也可以是“现代汉语”，甚至“文白相兼”，都有美文妙语。吴昌硕是“古代汉语”，李可染是“现代汉语“，齐白石是“文白相兼”，都好都妙。

 

　　没有笔墨情结就不必画中国画，画也画不到位、我可以武断地说一句。

 

　　十六、山水画

　　2000年我受北京图书馆之约写了一本《山水画述要》的书，这本书基本代表了我学习研究山水画艺术二十余年的心得与观点，据说很畅销。它的特点在于：既不是纯理论，又不是纯技法，它是“意法双修”的一本书——着眼点在视觉，落脚点却不仅在视觉。如果说我研究书画艺术有什么独到之处，恐怕就在于此。

　　我没有读大学本科。有三年中专学历，曾在中央美院进修过一年，后来又在首师大读过硕士课程。但是，说实话，我用过的心力与工夫不比读过大学的差。我学习山水画，是从胡佩衡和贺天健以及《芥子园画传》这三本书入手的，后来又受益于钱松岩的《砚边点滴》。通过胡、贺、钱三家所述，我入了门。美校期间，教山水画的老师是石林田，石先生喜欢沈周、石溪和钱松岩，这对我颇有影响。他还喜欢石涛。我晚上尝到他家去，听他谈艺。其实是1978、1979年。后来，我又常请教于宣道平老师，宣先生崇拜齐白石、黄宾虹、吴昌硕，这又影响了我。所以我主攻山水，也常作花卉画。开始喜欢黄宾虹就是那个时候，说起来，作为“黄迷”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已然。再后来，常去拜访于润先生，于先生60年代初毕业于中央美院国画系，系李先生学生，由此又特别崇拜李可染。当然，于先生也推崇黄宾虹和龚贤。1981年毕业后，我又私淑陆俨少，他的《山水画刍议》我读过几遍，临过两遍，以至今天，仍有人认为我的画中无乃师可染先生画风却有陆俨少先生影子。

 

　　我的画，实在不师一家。很难说具体出处。与许多人批评明清不同，我喜欢明代吴门画派的董其昌，而对苏松派、云间派感觉一般。我喜欢明末清初的四僧，更愿意加上担当为五僧，对于世论一再批评的“四王”，我认为尤不可一概否定。他们有不足，但他们也有笔墨上的长处。元四家我几乎都喜欢，却对钱其选、赵孟烦也鸣不平。对于唐、宋的画，鲜有成功之例。至于宋画，无任何话说，只一个字——好！北宋、南宋都好，山水花鸟人物都好。黄宾虹、李可染诸前辈都师宋人，然而，我以为黄先生骨子里的东西还是元人，当然，他暮年直入北宋堂奥。李先生有宋人气象，笔墨却多是元人、清人和自己的。我至今未临摹过一幅唐、宋、元、明的画。除此以外，我推崇新安画派与傅山、虚谷、齐白石等人的山水，我以为其品颇高。

 

　　习画山水二十余年来，我极少临画，这可能是我的短处，但我因此而不入前人他人牢笼，乐得“自由”。我以为读画的收益也不错。临画可以整体临，也可以局部临。我以为有人的画可看不可学，有人的画可以学其一点。就山水画言，丘壑与笔墨是一又是一。今人作画，忽略笔法，一味在墨法、色法，或其它技法、材料、形式构成上着力，实已去中国福音远甚。我十分认真地揣摹过弘仁的骨线与石涛的墨法，对于八大山人、董其昌、戴本孝、程邃、担当、龚贤也胜过些功夫。我先是炼眼，眼力不到，画永远上不去。我对笔线与气息很重视，所以对有些人章法、笔法、色法全不讲究的画法，不感兴趣。1985年认识李可染先生后，他屡次对我提到范宽、董源、李唐等历代大师。我反思，今人已不复唐宋气象，故不敢涉宋人一笔。我喜欢齐白石山水，也推崇黄宾虹山水，以为平手。其中繁简，唯知者知。

 

　　十七、花鸟画

　　我曾业宣道平（泰和）先生习大写意花卉，但我一起不把花鸟画作为主业。小时候，我最不爱花花草草，名著都看过，就不看《红楼梦》。到了美校，被宣先生的花鸟画吸引，更被徐渭、八大山人、宋人团扇小品画所征服。曾一度喜欢吴昌硕，却一直不太喜欢杨州八怪，独对全农和汪巢林另眼相看。后来喜欢石涛的花卉超过他的山水。我也极少临花鸟画，只是多看。对于蒲华、虚谷很感兴趣。我与一些人崇元人花卉不同，我更喜欢宋人、明清人花卉。早年上美校也临过些工笔与白描，但毕业后再也不画，情性不合之故。迄今，偶作花卉，只是用以体会笔墨构图，满意之作殊少。曾有人认为我的花鸟不如山水，也有人有相反看法。我自己不太关心。我只管耕耘，不计收获。记得宣师说：李苦禅先生是大笔头作画，王雪涛先生是小笔头作画。他还说：大笔头作画大气。宣师是大小笔都用。我也是学宣师，大小笔都用。

 

　　宣师与可染师都曾告诉我：画中国画要有笔墨感——这也是一种天赋。我之所以从小画到今天，只是自觉笔墨感还好，我也认定，没有笔墨的中国画不是我追求的。在写意画中，笔墨绝对有独立欣赏价值。当然，好的中国画又不止是笔墨好。

 

　　十八、文人画与修养

 

　　一次，我拿画给张停先生看，老人说：你是真正的文人画。也常听别人这样评拙作。不过，我自己没去主动追求过“文人画”。我是画中的“性灵派”，要有真意有感觉才作画，文不文是相对而言吧。大概我从小至今爱读书，就算有点文气？至于修养，潘天涛先生说中国画是画修养，我信奉此说。一个人的画从本质上说不就是一个人的文与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