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山、蔡襄、柳公权：史上被高估的书法家

书法作为一门视觉艺术，原本就没有高度一致的评判标准。对作品的评价，固然有章法、笔法、墨法，以及个性内涵等等的一般评价要素，但要绝对的给予肯定或者否定的评判，是没有程式化的标准的。因而，只要大众公认，就应该确立一件作品，或者一个书法家的艺术价值和艺术品位。

但是，仅以字论字，似乎还不足以对书法艺术的价值进行判定。以传统的书法评判尺度，还需衡量其道德人品。甚至于道德人品所占的比重往往高于书法艺术本身，即或其作品的艺术含量很高，乃至于足以确立其继往开来的历史地位，也被道德的标准打入另册。因而，历史上诸如赵孟?、王铎等书家，因为其背上了”贰臣“的罪名，而使其书法成就得不到应有的承认。即便是很多后来之人追捧如云，或者被异国邻邦所崇拜，也不能“拨乱反正”，给予其应有的历史与艺术地位。

相反，书艺平平，但道德高尚者，却能大受褒奖，哪怕眼中心里并不认可其艺术价值，也将他们抬得很高很高。或者，为了凑数，勉强拉人“入伙”，抬举了一些并不应该抬举得如此之高的平庸之辈。由此，有几位书法家被历史高估了。

第一被高估的是明末清初的傅山。

傅山（1607—1680），字青竹，后改字青主，横跨明清两朝。清军入关后，因为不向清政府妥协，被俘不屈，坐牢不惧，封官不受。多尔衮推行“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奴化汉人政策，并以此逼迫傅山就范。傅山不为所动，束发当道士，是著名的志士仁人。其英雄气概和尊崇个人信仰，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的高尚情操为当世所推崇，也是后来者的典范。

但是，他的书法地位因此被拔得太高了。比他稍大的张瑞图、王铎等，都因此而屈居傅山之下，傅山成为了明末清初仅次于黄道周的书家，甚至有人评价其书法成就比“古今第一完人”的黄道周还要高。

我认为，傅山的书法固然有其独到之处，在用墨及气韵上颇有心得，也当得起一代名家的评价。但是，仅从书法诸要素衡量，其书法的历史地位与成就远没有道德君子们吹捧的那样。傅山以行草书见长，其行书软弱无力，虽然宗法晋人，但并未得到晋人精髓，而是随手的成分多于临书的功力，属于“野书”一类，不足以登历史大雅之堂。别说与王铎、黄道周相去甚远，连明代书法成就平凡的唐寅等人都比不上。而其草书，基本上行书的变异，小章法基本上是行书，只不过将其写得很夸张。也就是说，傅山的草书就是行书的快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草书。

傅山早期是学王铎的，有人说王傅二人风格很近，一般不易辨认。这是十足的外行话。王铎推崇魏晋，尤于二王处得精髓。他遍临历代名帖，容百家于一身。更难能可贵的有两点，一是能够?古烁今，变出自己的精神风貌。二是较早的接触了汉代、北魏及隋代的碑刻墓志，其笔法斩钉截铁，毫不媚俗。如果不是因为大明王朝过早的灭亡，开启碑版书风之先河者必定为王铎无疑。而傅山行书与“草书”的使转并无碑版书法的硬朗，而是柔弱不见骨力。当王铎越来越受推崇，习学者越来越广泛的今天，傅山也悄然的走下神坛，临池者与研究者日趋寡淡了。书法的历史地位一要看是否继承传统，二要看自身水平，三要看对后世的影响。由此而推之，傅山是不够格的。

第二位被高估的是北宋的蔡襄。 
        

蔡襄（1012—1067），字君谟，历任多个官职，卒赠礼部侍郎。读《水浒》的人都知道，北宋时期有“苏黄米蔡”四大书法家。只不过施耐庵所说的北宋四大书家中的“蔡”指的是蔡京，而非现在人说的蔡襄。施耐庵不过小说家言，为编吴用篡改蔡九知府家书救宋江的故事而搞出来的“宋四家”，被后人凑数凑出了新宋四家。而且，这里头又牵扯出道德人品问题。施公书中的蔡氏乃大大的奸臣，不能推崇，恰巧有个蔡襄可以替代。于是，就顾不得水平如何，凑成“四季发财”便功德圆满了。严格意义上讲，尽管蔡京的水平与蔡襄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与苏轼、黄庭坚、米芾相比，两人都相去甚远，宋四家其实只能成为“宋三家”。

蔡襄书法取法唐人，尤师宗颜鲁公。但是，他没有将颜真卿的精神化出来，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不比苏轼等三人，取法古人，不泥古人，都以古法为内在气质，以个人风格启承后世。历史上的书家是要考察其在后世的传承的，学苏轼、黄庭坚、米芾的极多，学蔡襄的则不多因为，学蔡襄还不如直接学唐人，学颜鲁公。从这个意义上来评判，蔡襄应该被取消“宋四家”的资格，是否独立门户，还要看后人的脸色。

第三位被高估者，唐代柳公权。 
        

柳公权（778—865），字诚悬，官至太子太保，封河东郡公，故又称“柳河东”。其书法成就很高，与颜真卿并称“颜柳”，历史上有“颜筋柳骨”的雅称。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柳公权被高估了。

柳公权被高估的第一理由，便是其被列入历代楷书四大家，与欧阳询、颜真卿、赵孟頫一道，占据了相当高的历史地位。如果仅从其书法成就而言，勉强并称“楷书四大家”似无异义。但是，如果在历史的长河中稍微搜索一番，就会发现，还有楷书鼻祖钟繇、唐初楷书大家褚遂良，以及中唐时期的钟绍京等。这两位无论如何都得在历代楷书四大家中占有一席之地，至少是其中一位有这样的资格。于是，就要摒弃一位已然在列者。欧阳询、颜真卿的地位不可撼动，赵孟頫代表了唐以后的楷书最高成就，其书深得二王精髓，且能发扬光大，楷书对后世影响很大。从时代传承意义上来说，应该保持赵氏松雪的一席之地。所以，唐代占三席对于书法历史来说不太公允，柳公权只能被请出四大楷书家之列。楷书四大家按历史顺序排列，应该是：钟繇、欧阳询、颜真卿、赵孟頫。

另一方面，柳公权的字过于刻板，笔法较僵直，结架如箍桶，不易习学与传承，凡学柳体者多难出帖。柳字写到刻板出，几近印刷体，历史上最大的奸相秦桧所发明的宋体字，多取法于柳体。所以，从书艺、传承的角度分析，柳公权应该发扬风格，将历史地位让给钟繇。

世界上没有纯艺术的艺术，当然，更没有纯道德的艺术。而且，道德标准也应当与时俱进，连岳飞都被请出了民族英雄的行列，傅山等所谓的民族气节是否也应当重新审度。而历代对书法的评判标准也多有戴有色眼镜的不地道情况，比如，北宋淳化年间所刻《淳化阁帖》，因为赵颜两家有很深的历史冤仇，便将颜真卿剔除在外，而荒诞的收刻了大禹、仓颉的书法。所以，历史上的评价不能作为一成不变的定例而毫无原则的尊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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