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稷——“初唐四大书家”，瘦金体开创者

曾任黄门侍郎、参知机务、太子少保、礼部尚书等职，封晋国公。唐玄宗即位后，太平公主与窦怀贞等人密谋政变。薛稷因知情不报，亦被赐死于狱中，享年六十五岁。

工书法，师承虞世南、褚遂良，与欧阳询、虞世南并列初唐四大书法家。善绘画，长于人物、佛像、树石、花鸟，尤精于画鹤，能准确生动地表现出鹤的形貌神情。有《信行禅师碑》等少数作品传世。

薛稷出身官宦世家，本人亦仕途显达，武则天朝举进士，累迁礼部郎中、中书舍人。唐中宗景龙末年（709年），任谏议大夫、昭文馆学士。其时唐睿宗李旦尚未登基，与薛稷关系很好，将女儿仙源公主嫁给了薛稷之子薛伯阳，二人结成儿女亲家，过从甚密。

景云元年（710年），唐睿宗李旦甫登帝位，升迁薛稷为太常少卿，以后，累迁中书侍郎，转工部、礼部尚书，复以翊赞之功，封晋国公，赐实封三百户，加赠太子少保。还经常召薛稷入宫参赞政事，一时恩遇，群臣莫与为比。

可惜好景不长，唐玄宗即位后，因太平公主与窦怀贞等人密谋政变，事泄被杀。薛稷以知情不报，亦被赐死，享年65岁。
 

薛稷为人好古博雅，辞章甚美。政事之余，专力于书画艺术。当时虞世南、褚遂良二人书法妙绝，海内翕然宗法。薛稷外祖魏徵为初唐名臣，家富收藏，其中虞、褚墨迹颇多，薛稷得以日久观摩，进而“锐意模学，穷年忘倦”，最终学成，名动天下。窦泉《述书赋》中说：“（陆）柬之效虞．疏薄不逮；（薛）少保学褚，菁华却倍。”给了他很高的评价。此外，薛稷还曾向精于草隶的舅父魏叔瑜学习草书，世称“前有虞、褚，后有薛、魏”。后世于是把薛稷与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并列，称之日“初唐四大书家”。

薛稷的隶书、行书俱入能品，“章草书亦其亚也”。其书法特色是“结体遒丽”，“媚好肤肉”，被人形容为“风惊苑花，雪惹山柏”，充满了诗情画意。因为薛稷的书法能够很好地继承褚遂良的笔法和风格，“可谓河南公（褚遂良）之高足，甚为时所珍尚。”所以，当时就有“买褚得薛，不失其节”的说法。唐代李嗣真在《九品书人论》中更将薛稷的真书、行书列为第一。在学习继承褚遂良书法风格的同时，薛稷又有所发展创造，由此形成了他个人融隶入楷，媚丽而不失气势，劲瘦中兼顾圆润的书风，发展了初唐书法劲瘦媚丽而又圆腴挺拔的时代风格，并给后世以影响，赢得人们由衷的赞美。史载薛稷曾经为普赞寺题额，三个大字，各方径三尺，笔画雄健，结构劲挺。唐代大诗人杜甫写诗赞道：“仰看垂露姿，不崩亦不骞。郁郁三大字，蛟龙岌相缠。”他的书法作品还有《中岳碑》、《洛阳令郑敞碑》、《信行禅师兴教碑》、《升仙太子碑》、《佛石迹图传》等，其中颇不乏历代公认的书法精品。

薛稷行、楷书，始见称于开元中叶张怀瓘所撰之《书断》，并入能品，且立传称：“书学褚公，尤尚绮丽媚好，肤肉得师之半，可谓河南公之高足，甚为时所珍尚。”杜甫曾见其普赞寺题额三大字，笔势雄健，有《观薛少保书画壁》诗赞云：“仰看垂露姿，不崩亦不骞。郁郁三大字，蛟龙岌相缠。”董逌《广川书跋》承息唐人，视作褚氏嫡嗣，其卷七有评曰：“薛稷于书，得欧、虞、褚、陆（陆柬之）遗墨至备，故于法可据。然其师承血脉，则于褚为近。至于用笔纤瘦，结字疏通，又自别为一家。”“用笔纤瘦”，出于刻意，乃一时代作风，不特薛稷如是，他的堂兄弟薛曜则更少丰润。稷之书法出自褚氏，虽时有新奇能别成风神，然终因“超石鼠之效能，愧隋珠之掩类”，未能尽脱褚氏规模而独张一军。名列“初唐四家”，实见逊色，其所以附骥欧、虞、褚者，斯盖论书者为求得偶数矣!存世的《信行禅师碑》，越王李贞撰，神龙二年（706）立在长安，是其代表作。

薛稷又具备很高的文字才能，“文章学术，名冠时流。”诗歌写得很好，《全唐诗》中共收录其作品14篇。在艺术领域中，薛稷一生中取得最高成就的是绘画。套用古人的句式，大约可以说他是“诗不如书，书不如画”吧。薛稷的绘画擅长花鸟、人物及杂画，而尤以画鹤最为精妙。鹤之作为绘画题材，可以上溯到西汉时期，但画迹寥寥，还谈不上什么成熟的技法。直到唐代花鸟画开始成为绘画的专题之一，随之出现了全力从事花鸟画创作的画家，薛稷就是其中较早而专以画鹤知名的一位，开创了一代花鸟画之先河。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很有关系；上古时代，鹤已进入文学作品，现存的青铜器上，亦可见到鹤的形象。春秋战国肘期，出现了驯养鹤的记载，卫懿公因养鹤而身死国灭，是著名的历史故事。

唐代文人更是养鹤玩鹤，蔚然成风，鹤在他们的生括中占据了一定地位。反映到文学创作上，出现了一批以鹤为题材的诗歌。当文字表述有所欠缺．使他们感到不满时，则必然要求助于形象的艺术再现。于是，鹤画在绘画领域中也就顺理成章。迅速广泛地发展起来。然而，诚如《宣和画谱》所言，“世之画鹤者多矣。其飞鸣饮啄之态度，宜得之为详。然画鹤少有精者，凡顶之浅深，氅之黧淡，喙之长短，胫之细大，膝之高下，未尝见有一一能写生者也。又至于别其雄雌，辨其南北，尤其所难。虽名乎号为善画，而画鹤以托爪傅地，亦其失也。故（薛）稷之于此，颇极其妙，宜得名于古今焉。”“故言鹤必称稷，以是得名。”这里提到一般的画家连鹤的表面特征都不能准确地把握，遑论描绘出鹤的精神气质了。独有薛稷所画的鹤，能够极尽其妙，或啄苔剔羽，或阔步顾视，或昂立座隅，或上下回翔，无不栩栩如生，曲尽情状，形神兼具。当时人甚至把薛稷画鹤、秘书省内落星石（疑即陨石）、贺知章草书、郎余令画凤并称为“四绝”。

唐代两位大诗人杜甫、李白都曾为薛稷画鹤题诗作赞，由此，可以反映出薛稷功力的不凡，形神兼具．达到了呼之欲出的地步。故李杜二人一说“画色久欲尽，苍然犹出尘”一说“鹤感至精以神变，可弄影而浮烟”。似乎壁上的鹤，只要注入生命，马上就会破壁飞去，令人不禁联想到“画龙点睛”的传说。而李杜二人更为之激赏不止的，乃是薛稷笔下所表现出来的鹤的那种超脱逸达、而又傲骨十足的气质。即所谓“赤霄有真骨，耻饮洿池津，冥冥任所往，脱略谁能驯”以及“昂昂伫眙，霍若惊矫，形留座隅，势出天表”的清高标格。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封建文人隐士的象征，而与一般人之取意鹤的吉祥富贵，有着完全不同的两种文化内涵。宋代大画家米芾也将着眼点放在这里，他在《题薛稷二鹤》诗中说，“从容雅步在庭除，浩荡闲心存万里。”又说；“余平生嗜此老（指薛稷）矣，此外无足为者。”表达了他与薛稷之间隔越时代的强烈共鸣。

薛稷画鹤成就很高，影响也很深远。《历代名画记》载：“屏风六扇鹤样，自（薛）稷始也。”“样”，即画图的范本，薛稷能够创“样”并为社会所接受，说明了他在画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后．“六鹤图“成为一种定格．五代时黄荃曾绘六鹤于偏殿壁上，此殿遂改称“六鹤殿”，直至一千余年后，清代宫廷中还绘有六鹤屏风。历来学薛稷画鹤的人很多，著名的如唐代蒯廉，能“深得其妙”。十代花鸟画家黄荃，“鹤师薛稷”，并且后来居上，有出蓝之誉。

薛稷的鹤画作品，计有《啄苔鹤图》、《顾步鹤图》各一幅，及《二鹤图》、《戏鹤图》等，这些都是卷轴画，另有鹤画壁画多处；如唐秘书省、尚书省考工员外郎厅、洛阳尚书坊岐王宅、成都府衙院两厅、通泉县署等，也都是吐所公认的杰作。

画鹤之外，薛稷的人物画和杂画也达到了很高的造诣。前人赞誉他画踪如阎立本。他曾为新安郡（治今安徽歙县）西安寺画西方佛壁画一铺，笔力潇洒，风姿连秀。被《唐朝名画录》列为神品，认为可与曹不兴、张僧繇相匹敌。薛稷又绘有西方净土变壁画一铺，杜甫写诗赞道：“又挥西方变，发地扶屋椽。惨淡壁飞动，到今色未填。”可知此画不曾填涂颜色，属于所谓“白画”，但是仍然神采飞动，具有感人的艺术力量。并且，这种白画正是后代由李公麟所创始的“白描人物”的先驱，由此也可以看出薛稷非凡的造型和线描能力。此外，成都静德精舍有薛稷人物乌兽壁画二铺，“态状生动，乃一时之尤者也。工部尚书厅有其树石壁画，成都府衙院有其青牛壁画等，也都“并居神品”。

其曾祖父是薛道衡，隋代著名文学家，官至内史侍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