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朝帝师翁同龢书法

清道光十年四月二十七日（1830年5月19日），翁同龢出生在北京城内石驸马大街罗圈胡同寓所。四岁时随祖母张太夫人及母亲许氏由京师回到故乡常熟。翁同龢自幼禀性好学，通读四书五经，并以优异成绩考入常熟县学游文书院。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应院试考中秀才。咸丰二年（1852年），应顺天乡试中举人。

咸丰六年（1856年），殿试一甲一名，考中状元，授修撰，任实录馆协修。咸丰八年（1858年），任陕甘乡试副考官，旋授陕西学政。

同治元年（1862年）三月，任会试同考官。六月，擢升为右春坊右赞善。七月，任山西乡试正考官。十月，任日讲起居注官。父去世回去守孝，同治四年（1865年）期满，转左赞善升右中允，授命在弘德殿行走。同治五年（1866年），任翰林院侍讲。同治六年（1867年），任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同治七年（1868年），任国子祭酒。同治九年（1870年），任太仆寺卿。同治十年（1871年），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同治十一年（1872年），赏头品顶戴。同治十三年（1874年），丁母忧期满，仍在弘德殿行走，补内阁学士。
 

光绪元年（1875年），任刑部右侍郎。

光绪二年（1876年）四月，皇上在毓庆宫致力于学，命与夏同善授读光绪帝，再辞，不允。随即迁任户部，充经筵讲官，晋都察院左都御史。迁刑部尚书，调工部。

光绪五年（1879年），云南巡抚杜瑞联就云南非法军费报销一事，派崔尊彝和潘英章二人携巨款赴京打通关节。崔、潘二人进京后在军机处、户部四处活动，最后以向军机大臣周瑞清、王文韶、景廉和户部经办司员、书吏行贿8万两为条件，了结此项报销。

光绪六年（1880年），廷臣争俄约久不决，懿旨派惇亲王、醇亲王及同龢与潘祖廕每日在南书房看摺件电报，拟片进呈取进止，至俄约改定始止。

光绪八年（1882）十月，廷命翁同龢在军机大臣上行走，翁同龢第一次出任军机大臣。翁同龢此次出任军机大臣，主要参与了两项重大政治活动。一是参与处理云南军费报销舞弊案；二是参与中法越南交涉事宜。翁同龢因曾国藩及李鸿章曾经检举其兄，因而终身与李鸿章有私怨。任户部尚书期间，处处刁难北洋水师。

光绪十年（1884年），法越事起，翁同龢主张一面进兵，一面与议，庶有所备。又言刘永福不足恃，非增重兵出关不可。旋与军机王大臣同罢，仍直毓庆宫。前后充会试总裁、顺天乡试考官，两蒙赐“寿”，加太子太保，赐双眼花翎、紫缰。尝请假修墓，传旨海上风险，命驰驿回京，恩眷甚笃。

光绪十六年（1890年），户部上奏，以海军规模已具和国家度支艰难为由，请求暂停海军向国外购买军火，致使北洋海军的发展就此停滞，落于世界之后。当时有一副讥讽对联描写二人：“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上联“合肥”指安徽合肥的李鸿章，下联“常熟”即江苏常熟的翁同龢。李翁二人的恩怨直接导致日后中日甲午战争北洋舰队的失利，当时英国人建议中国:“必添购快船两艘，方能备日制胜”，未料翁同龢不断拖延，两艘快船为日本购去，新日舰速度快、炮门多，其中一艘日舰“吉野号”成为甲午战争中击沉中国舰队最多的船舰。

光绪二十年（1894年），翁同龢再任军机大臣，深得光绪帝信任。在甲午战争中，坚决主战。次年，清军战败，中日和议期间，翁同龢与李鸿藻极力反对割地，指出：“宁增赔款，必不可割地。”又联合俄、英、德三国谋阻割地，最终情势无法挽回。次年，兼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以协办大学士，兼任户部尚书。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皇上开始召用主事康有为，议行新政。四月，朱谕且每於召对时谘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八月，发动政变，太后复训政。十月，又奉朱谕，革职，永不叙用。

光绪三十年（1904年），卒于家，年享七十有五。宣统元年（1909年），诏复原官，后追谥文恭。

自隋朝开科考试至晚清的1200年间，状元难计其数。然而，中国的历史却不是在学术考试中获取高功名的状元们书写的。在状元们纷纷被历史的烟尘掩埋的时候，有限的几位状元，却为后代留下了显赫的历史功绩，而翁同龢就是其中的一个。

翁同龢中状元后，被授为修撰，在翰林院供职，参加庶吉士学习。咸丰八年（1858年）六月，正在参加庶吉士学习的翁同龢被咸丰皇帝破格任命为副考官，奉命典试陕西，正考官则是翁同龢的好友潘祖荫。这对翁同龢来说，是一种殊荣。可并没有引起他多大的热情，因不久前他的爱妻汤孟淑不幸病逝，此时的翁同龢仍沉浸在悲痛之中。但圣命不可违，且按规定考官必须准时到达考点，容不得半点推延。七月底，翁同龢极力克制自己，打点行装，辞别亲友，同潘祖荫一同踏上了西去陕西的旅途，经近一个月的车马劳顿，到达陕西省城西安。八月中旬考试开始，翁、潘二人坐堂主考，巡察整个考场，要求极为严格。十月初，翁同龢带病上任，足迹遍布800里川，经过两个多月的劳累，至咸丰八年（1858年）十二月视学完毕。鉴于病魔缠身，他便上书奏请开缺。

咸丰九年（1859年）一月，皇上恩准翁同龢开缺，返京调养。回京后的第三年，同治元年（1862年）翁同龢被任命为乡试正考官，典试山西。这以后，他曾多次涉及文衡，屡次充任考官，所以门生故旧遍布朝野，为清王朝选拔了大批人才。

翁同龢之崛起，自然得益于其父翁心存。翁心存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后为同治帝师。自此，翁氏家族进入鼎盛时期，称“一门四进士、一门三巡抚；父子大学士、父子尚书、父子帝师”。既然百分之四十一的清朝状元都来自江苏等吴地，翁家的兴盛，自是情理之中。在道、咸、同、光四朝，翁氏两代累任高官。当咸丰六年（1856年）翁同龢以27岁中一甲一名进士后，便擢任翰林院修撰。同治四年，接替父业，入值弘德殿，为同治师傅，前后教读九年。同治病逝后，光绪继位，慈禧又命翁同龢入值毓庆宫，为光绪师傅。

从教授光绪启蒙识字到被撤职回乡，翁同龢与皇帝之间以师生关系相处长达24年。仅凭这层关系，翁同龢定能在晚清内政外交中发挥重大作用。甲午战争至戊戌变法时期，翁同龢与孙家鼐、志锐、文廷式、汪鸣銮等官僚士绅形成了与后党抗衡的帝党集团，进一步加强了在政坛中的地位。

举凡翁同龢为官六十年所做大事，有：平反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冤假错案；卷入甲午战争洪流；支持盛宣怀等创办中国第一家自办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由户部拨100万两“生息官款”存于中国通商银行，实际上也成为开办伊始的中国通商银行的最初营运资金；再就是举荐康梁等维新人才，亲自草拟《明定国是诏》。

清末光绪年间统治阶级内部的清流派，前清流多北方人，称“北派”；后清流多南方人，称“南派”。前清流形成于光绪初年，中法战争结束前后，前清流对慈禧太后已失去存在的意义，宣告瓦解。1894年中日战争前夕，以日本侵略朝鲜为背景，一部分坚决主张抵抗日本侵略并反对当时弊政的言官和名士，纷纷投靠户部尚书翁同龢门下，形成后清流派。其中以侍读学士文廷式、礼部侍郎志锐和“南通才子”张謇为骨干，国子监祭酒盛昱、刑部主事沈曾植以及翰林院编修王仁堪、黄绍箕、丁立钧、李文田等均为其中健将。且翁同龢为光绪帝师傅，志锐为光绪帝爱妃珍妃兄长，文廷式为珍妃师傅，因此该派属于帝党的一部分。与前清流一样，主张“厉以风节”，反对贪官污吏；敢于揭露弊政，甚至有时还直接指责慈禧太后。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前，力主反击日本对朝鲜的侵略，多次斥责李鸿章“避战自保”。  甲午战争中，因与李鸿章有隙，被人怀疑故意掐断了北洋舰队的粮饷与军火，导致甲午海战大败。

翁同龢工诗，间作画，尤以书法名世。谭延闿、泽闿兄弟曾刻成《春及草庐藏翁氏墨迹》行世。

翁同龢早年从习欧、楮、柳、赵，书法崇尚瘦劲；中年转学颜体，取其浑厚，又兼学苏轼、米芾，书出新意；晚年得力于北碑，平淡中见精神。他博采众长，对唐代颜真卿和北魏碑版潜心揣摩，参以己意，并吸收刘墉、钱沣、何绍基等人之长，将赵子昂、董其昌的柔和流畅溶入其中。他深得颜真卿书法之精髓，写出具有自己个性的书法艺术作品，从而形成了翁字的独特书风，成为晚清颇具影响的书法家。

翁同龢在京为官四十多年，平生喜藏书，居官朝中时常去琉璃厂访书，陆续购进许多好书。其中有乾隆进士、嘉庆帝师彭元瑞的知圣道斋藏书，怡亲王死后流散出府的乐善堂旧藏，其中不乏极其珍贵的海内孤本。所藏南宋《松桂堂帖》，为明末睢阳袁枢（袁可立子）、袁赋谌父子家藏精品，得以流传至今。只可惜翁同龢在考证睢阳袁氏旧藏南宋《松桂堂帖》时，跋语中竟因资料匮乏无考睢阳袁氏而将袁伯应（袁可立子袁枢）和袁赋谌（袁可立次孙）误断“其为一人无疑也”的千古学术错误。清朝末年，时值战乱，公私藏书多有散出，现存翁氏藏书的主要部分，都为此时购入。其所收藏的一批秘籍，被学界认为“学人仰望而不知其存否的有很高学术价值的善本，以国内标准论应属国宝级重要文物，是包括中国国家图书馆在内的国内外图书馆所无的珍籍”。翁同龢富藏书；诗文简炼凝重；书法纵横跌宕，力透纸背，有颜真卿风骨。

家世代富藏书，称清末民初中国著名藏书家之一，他寓居京师时，左图右史，典籍充栋。藏书室有“一经堂”、“韵斋”，在家乡祖居有“宝瓠斋”，自己筑有“瓶庐”。戊戌变法失败后，革职归里，典籍碑帖，悉留于京师旧居，家藏抄本多，其收藏的宋元刊本数百种，且珍秘罕见。如宋版孤本《集韵》《会昌一品诗集》《丁卯集》《嵩山居士集》《施顾注苏诗》、《长短经》《愣严经》等，世无二本。去世后，藏书中的精品包括《翁同龢日记》和《自定年谱》手稿悉归翁之廉珍藏，秘不示人。藏书由侄孙翁弢夫续管。弢夫去世后，子翁之熹珍藏遗书又数十年。解放后，北京图书馆赵万里研究员劝翁之熹将藏书归公，翁之熹慨然答应。翁氏藏书，遂尽归于北京图书馆。藏书印有“叔平所得金石文字”、“松禅”、“松禅居士”、“翁同龢观”、“常熟翁同龢藏本”、“虞山揽秀堂翁氏藏书”等。拓晓堂著有《翁同龢鉴藏大系略稿》对其藏书事迹有记载。

同治四年（1865年）十月十四日，“垂帘听政”的慈安、慈禧两太后谕令翁同龢为弘德殿行走，同工部尚书倭仁、翰林院编修李鸿藻、实录馆协修徐桐负责教育年
仅10岁的同治皇帝。充任帝师，这是朝廷对翁同龢的器重和信赖，翁同龢非常高兴，向两太后表示，一定竭尽全力，辅导皇上，报答皇恩。十月十七日，翁同龢、倭仁和徐桐第一次进宫授读。天刚刚廉亮，翁同龢就来到弘德殿候驾，倭仁、徐桐也随后来到。待同治帝驾到，翁同龢等立即向前行君臣大礼，同治帝喊了一声“师傅”，随后君臣趋步进入书房。同治帝坐两面东，师傅们坐东面西，一天的授读正式开始。

这一天首先授读的是倭仁和徐桐，讲授的是《尚书》和《孟子》的有关章节。膳后，翁同龢接着讲授，他讲的是《帝鉴图说》。此书内容更深，但图文并茂。翁同龢针对同治帝年幼的特点，深入浅出，使同治帝听得津津有味，深深佩服翁同龢的学问，翁同龢第一次授读成功。

翁同龢讲完《帝鉴图说》后，又给同治帝讲授了《圣祖廷训格言》《清朝开国方》《经史语录》《毛诗》《孝经》等课程，并指导同治帝学诗作论。

翁同龢入值弘德殿期间，还奉命去养心殿为两宫皇太后进讲《治平宝鉴》一书的有关章节。对翁同龢来讲，给垂帘听政、掌握实权的两宫皇太后进讲比给年幼无知的同治帝进讲更为荣耀，但一旦出错，不但贻笑士林，而且有可能被革职为民，身败名裂。因此，在第一次给两宫皇太后进讲的前夜，他将要进讲的内容温习再三，几乎一夜没睡。他第一次进讲的题目是《宋孝宗与大臣陈俊卿论唐太宗能受忠言》。在进讲中，翁同龢反复阐述了君主虚怀纳谏、礼贤下士与国家利益的关系，讲得不仅仪节规矩大方，而且思路清晰、语言流利、剖析精当，两宫皇太后及在场王公大臣无不感到满意。此后，他还给两宫皇太后进讲了关于宋、金、元、明四朝帝王政治事迹的15个专题。在进讲这些专题时，他将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并借两太后的提问，根据个人所见所闻，如实陈述，大胆批评当朝弊政，并相应提出改正意见，其中许多意见后来被采纳。他如此敢于直言进谏，这在当朝上大夫中是极少见的。

同治十年（1871年），正当翁同龢为进讲再作努力之时，其母许氏病逝，翁同龢上奏获准回籍治丧，离开弘德殿上书房，直到同治十三年（1874年）治丧期满才回京复职，再次入值弘德殿，担任同治帝师傅，直到同治十三年（1787年）十二月，同治皇帝病逝，翁同龢也随之结束了弘德殿行走的帝师生活。

翁同龢在任刑部右侍郎期间，处理了很多案件。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他为当时轰动全国、百余年来家喻户晓的杨乃武与小白菜这一冤案的平反昭雪。

光绪元年（1875年），翁同龢署刑部右侍郎。次年四月，受命教授光绪帝读书。不久，迁户部侍郎，充经筵讲官，晋都察院左都御史。历任刑部、工部尚书。光绪八年（1882年），充任军机大臣。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中，主张进兵结合谈判，不可一味依仗刘永福之黑旗军。不久，罢直军机。历加太子太保，赐双眼花翎、紫缰。

光绪元年（1875年）十二月，浙江绅士汪树屏等以“复审疑狱有官员间相袒护的事实”联名向都察院控诉。于是皇帝和太后开始关注此案。此时，恰值翁同龢擢升刑部右侍郎，直接负责重大案件的审办，他细阅全部案卷，发现供词与诉状的疑点和漏洞甚多。在询阅了杨乃武姐姐的呈词和浙江绅士的联名控诉，走访了浙江籍的京官，听取了刑部经办人员的各种意见之后，经过认真研究，讯问犯人，调查证人，重新检验尸骨，终于查清葛品连系病死而非中毒死亡。至此，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得以平反。办理此案的大小官员以及做伪证的证人全部受到惩治。

此案可谓晚清中国狱讼、法制体系自我完善的典型。而翁同龢忠于职责、为平民平反的职业精神，也可谓一代帝师应有的风范。

甲午败后，翁同龢千方百计逃避责任，将失败的原因推到李鸿章的头上，认为李接战不力，甚至提议将其斩首，此外还称慈禧太后修颐和园挪用了海军军费，其实北洋水师多年未添寸舰，完全是翁同龢等人裁撤相关经费的结果，却把污水泼到慈禧的头上，因此为“后党”深恨。

但罢免翁同龢，最终还是光绪的决定，一是此时光绪与康有为接触甚密，翁同龢为了争宠，向光绪进谗言，作为康有为的推荐者，此举实不高明，给光绪留下出尔反尔的印象；二是翁同龢以帝师自居，对光绪言语失礼，据时人记载称，一次与光绪争执，翁同龢竟持砚投光绪，虽未击中，但墨汁溅在光绪衣服上，此说虽属孤证，但翁的跋扈应属公开的秘密。

《清史稿·翁同龢传》：自成一家，尤为世所宗。

晚清时期重要的政治家康有为：中国维新第一导师。

清末民初历史地理学家、金石文字学家、目录版本学家、书法艺术家、泉币学家、藏书家杨守敬（《学书迩言》）：松禅学颜平原（颜真卿），老苍之至，无一雅笔。同治、光绪间推为第一，洵不诬也。

晚清官员谭钟麟：本朝诸名家，直突平原（颜真卿）之上，与宋四家驰骋者，南园（钱沣）、道州（何绍基）、常熟（翁同龢）而已。

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高级研究员陈先行：翁同龢是对晚清中国发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长期以来，人们对他与戊戌维新关系的了解并不全面。清末从康有为开始就对翁氏早期活动评价不够准确。其实，翁氏思想在甲午战争前后经历了一个巨大的转变过程。甲午战争后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促使他走向更张旧制的道路，在戊戌变法中极力拔擢维新派人士。这一转变，才是历史的原貌。

晚晴《外交报》《东方杂志》编辑、《清稗类钞》作者徐珂：①叔平相国书法不拘一格，为乾嘉以后一人……晚年造诣实远出覃溪（翁方纲）、南园（钱沣）之上。论国朝书家，刘石庵（刘墉）外，当无其匹，非过论也。光绪戊戌以后，静居禅悦，无意求工，而超逸更甚。②晚年造诣实远出覃溪，南园之上，论国朝书家刘石庵外，当无其匹，非过论也。

书法家沙孟海（《近三百年的书学》）：他出世最晚，所以能够兼收众长--特别是钱沣的方法--有时还掺入些北碑的体势。把颜字和北碑打通了。

父亲：翁心存，历官工部尚书、户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同治年间入值弘德殿，授读同治皇帝。

大哥：翁同书（1810-1865），字祖庚，号药房，又号和斋，江苏常熟人，翁心存长子，翁同龢兄。清朝大臣。道光二十年进士，授了翰林院编修，曾任贵州学政，詹事府任少詹事。

二哥：翁同爵（1814-1877），字玉甫，江苏常熟人，翁心存次子，翁同龢的二哥。著名清朝大臣。以父荫授官。由生员而至盐运使，历官陕西、湖北巡抚，在湖北巡抚兼署湖广总督任上去世，著有《皇朝兵制考略》。 

侄孙：翁斌孙（1860-1922），字弢夫，号笏斋，光绪三年（1877年）高中进士，供职翰林院庶常馆，选为庶吉士。

翁同龢的一生，除了书法外，一件是中日甲午战争，一件是百日维新运动。 翁同龢在清末两次重大的历史事件中，都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翁同龢与李鸿章之矛盾，历来为学人解读不一。

翁同龢，咸丰六年（1856年）状元，历任户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工部、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为晚清清流派领袖。在道、咸、同、光四朝，翁氏几代累任高官。其父翁心存、兄翁同书皆为晚清重臣，翁心存、翁同龢父子更为两朝帝师，时称“一门四进士、一门三巡抚；父子大学士、父子尚书、父子帝师”。咸丰九年（1859年），翁同龢长兄翁同书为安徽巡抚，时定远为捻军和太平军围困，同书弃城。次年，寿州团练苗沛霖因与其他团练仇杀而背叛攻寿州，同书允其请，恕其前行，更以其仇孙开泰、蒙时中首级交付苗氏，结果苗仍反悔不降。同治元年（1862年）曾国藩具折严劾，谓丢失疆土在先，受贼玩弄继之，奏折中更有“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句，笔笔刀刃，架当今于大义，置同书于不覆，具折人即为李鸿章。依大清律，同书被定“大辟”（斩首），实判流放西北，三年病死。翁心存亦急病死。有人便据此推测翁同龢与李鸿章同朝为官，“徇私报复，倾陷排挤，无所不用其极”。更有将翁、李二人政见不同归为私人恩怨，将民族大义无端庸俗化，进而捕风捉影，将莫须有之军费问题说成战败理由，把罪责推至翁同龢身上，此种评判实在牵强附会，不负责任，显有以己之心度人之腹之嫌。若照此逻辑推测，凡同朝为官者，其先人、家人中有为对手所参而致政治落马的，为避嫌计，其人便须终身唯对手马首是瞻而亦步亦趋，对手正邪是非一概弗论乎？其论言出无据，极类街谈巷议，无事生非，以讹传讹，实为史家大忌。

翁同龢和李鸿章有隙，其实质是政见之不同，翁为清流派领袖，与孙家鼐、志锐、文廷式、汪鸣銮等形成与后党抗衡的帝党集团，李鸿章则为后党重臣，翁、李之争，说到底是帝、后两党政见之争。再说翁同龢六十年为官，终其一生所涉重大事件，除开甲午战和之争另述，有平反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冤假错案，为晚清中国法制体系自我完善之典范；有支持盛宣怀（盛为李鸿章亲信旧属）等创办中国第一家自办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由其主持之户部拨银100万两“生息官款”存于该行，为中国通商银行最初营运资金；更有：康梁等维新主张亦皆由翁氏极力向光绪推荐，并从户部拨银1500两作为强学会活动经费，又密奏光绪“教育为自强之本，未可遏阻，使天下寒心”，复亲自起草成立京师大学堂的奏章，主张废除科举，开经济特科，采纳康有为等汰冗员、停捐纳、修则例、裁绿营、练新军、办学堂、荐人才、修铁路、开银行等十二道新政，自是打开晚清政改新局面，翁本人更代光绪拟《明定国是诏》，是诏自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颁布，掀开戊戌变法一页。

甲午翁、李之争。仍从翁氏作风讲起，昔年翁同龢入值弘德殿期间，还奉命去养心殿为两宫皇太后进讲《治平宝鉴》一书章节，第一次进讲《宋孝宗与大臣陈俊卿论唐太宗能受忠言》，翁即反复阐述君主虚怀纳谏、礼贤下士。之后，又讲宋、金、元、明四朝帝王政迹，以史为镜，借答两太后提问，指陈时弊，提出对策，直言进谏，为当朝少见，可称直臣。光绪十五年（1889年），光绪亲政，翁仍赴毓庆宫书房授课。此间翁不断向光绪呈送西学著作，并与光绪讨论时政，直至引起慈禧和帝党疑忌，至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被慈禧下令裁撤光绪毓庆宫书房。翁氏行迹，可称贤臣。今人有论，谓翁同龢当年急欲挫败李鸿章，是以拼命主战，将抗击外敌诬为廷臣内斗所致，其论荒诞而不经，不但于翁不公，于李也不公。可以断言，主战与主和，皆是出自国家利益，政见不一，不能形成合力，这是历史的遗憾，而民族的不幸，又属必然。

甲午战事既开，中方屡战不胜。慈禧惊惧，乃令翁同龢“驰赴天津诣鸿章问策”。据清人胡思敬记述：当翁问及北洋舰队接战事，李“怒目相视，半晌无一语”。良久，反诘道：“师傅总理度支，平时请款辄驳诘，临事而问兵舰，兵舰果可恃乎？”翁对曰：“计臣以撙节为尽职，事诚急，何不复请？”李愤然答曰：“政府疑我跋扈，台谏（纪检官员）参我贪婪，我再哓哓不已，今日尚有李鸿章乎？”于是，后人（包括胡思敬）又拿此来做文章了。其实，翁氏确以财政困难为由，限制北洋水师经费支出，且奏请海军停购船械二年。然翁氏治户部，经费支出需统盘考虑，这是常情常识，奏请海军停购船械事为光绪十三年（1887年），其时为堵黄河郑州段决口，乃将《海防事例》改为《郑州事例》，一面是海防，一面是民生，孰轻孰重？郑州工程结束后，总理海军衙门和李鸿章本人均未及时提出购买新式船舰，及至甲午战事起，翁氏即令户部拨银650多万两支持总理海军衙门购买新式船舰。而李鸿章之淮军所存银钱800多万两并未用于甲午战事，可见淮军兵败并非军费所致。若诚如胡思敬所言，有鸿章反诘翁氏事，当属情急搪塞之词，鸿章之机变口才可知。故将甲午战事中北洋水师及淮军败绩归咎于翁氏长期克扣及拒绝给鸿章拨款所致，实属荒诞不经之至。

顾视翁同龢平生经历，自非长于军事，李鸿章长期鼓吹北洋水师实力，翁不知底里，自是深信不疑，曾与王伯恭言：“合肥治军数十年，屡平大憝，今北洋海陆两军如火如荼，岂不堪一战耶？”及至屡战不胜，方起疑窦，于离津前令其姻亲、时任长芦盐运使季邦桢将北洋水师“将士之贤否，军报之虚实，器械之良窳”实情相告，故可以相信，翁同龢极力主战，正是出自对清国海军力量的自信，而与其一贯清流派思想相合。 

翁同龢故居又叫“翁同龢纪念馆”，是一所保存比较完善、具有典型江南建筑风格的官僚住宅，翁同龢在这里度过了青少年时期。1990年，翁同龢的玄孙美籍华人翁兴庆（万戈）先生将世业捐献给国家。其中的主体建筑"彩衣堂"于199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中国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翁同龢纪念馆坐落在常熟古城区翁家巷门，系由翁氏故居修缮辟设而成，并于1991年11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

翁氏故居占地面积达6000平方米，建筑面积3500平方米。其建筑设计遵循我国古代官绅住宅以中轴为主的形制格局，分东、中、西三大部分。中部由大门进入后，沿中轴线依次为门厅、轿厅、彩衣堂、后堂楼和双桂轩等，共为七进。其中轿厅为歇轿与备茶之用。

翁同龢纪念馆陈列内容主要有：翁同龢生平事迹；翁同龢文物、书法；翁同龢主要著作及国内外研究翁同龢的论文、信息。同时辅以反映历史原貌的清代红木家具陈设。

翁同龢墓在城区西郊约7公里之虞山鹁鸽峰山麓，与其父翁心存墓毗邻。有罗城、墓冢、拜台、墓道，冢后竖石灰石碑一通，高132.5厘米，宽48厘米，厚10.5厘米，镌刻“乙山辛向兼卯酉三分”，“皇清诰授光禄大夫特谥文恭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曾祖考叔平公，诰封一品夫人曾祖妣汤夫人诰封淑人庶曾祖母陆淑人之墓”，“曾孙翁之廉、之循敬立。”1949年后屡修。其墓坐北面南，墓道曲折向南，长约65米，道口沿山前公路架1984年重建单间冲天式花岗石坊一座，额镌“翁氏新阡”。墓城四周乔松桧柏挺秀，风景极佳，环山公路南侧有翁氏祠堂。1982年3月公布为江苏省级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