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旭：兴来洒素壁，挥笔如流星的唐代草圣

张旭（生卒年不详），唐代书法家。

初仕为常熟尉，后官至金吾长史，人称“张长史”。其母陆氏为初唐书家陆柬之的侄女，即虞世南的外孙女。

张旭为人洒脱不羁，豁达大度，卓尔不群，才华横溢，学识渊博。与李白、贺知章相友善，杜甫将他三人列入“饮中八仙”。是一位极有个性的草书大家，因他常喝得大醉，就呼叫狂走，然后落笔成书，甚至以头发蘸墨书写，故又有“张颠”的雅称。后怀素继承和发展了其笔法，也以草书得名，并称“颠张醉素”。

张旭性格豪放，嗜好饮酒，常在大醉后手舞足蹈，然后回到桌前，提笔落墨，
一挥而就。有人说他粗鲁，给他取了个张癫的雅号。其实他很细心，他认为在日常生活中所触到的事物，都能启发写字。偶有所获，即熔冶于自己的书法中。当时人们只要得到他的片纸支字，都视若珍品，世袭真藏。

张旭的书法，始化于张芝、二王一路，以草书成就最高。

史称“草圣”。他自己以继承“二王”传统为自豪，字字有法，另一方面又效法张芝草书之艺，创造出潇洒磊落，变幻莫测的狂草来，其状惊世骇俗。相传他见公主与担夫争道，又闻鼓吹而得笔法之意；在河南邺县时爱看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并因此而得草书之神。颜真卿曾两度辞官向他请教笔法。张旭是一位纯粹的艺术家，他把满腔情感倾注在点画之间，旁若无人，如醉如痴，如癫如狂。唐韩愈《送高闲上人序》中赞之：“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熊秉明《中国书法理论体系》说：“张旭是中国书法史上一个极重要的人物。他创造的狂草向自由表现方向发展的一个极限，若更自由，文字将不可辨读，书法也就成了抽象点泼的绘画了。”

张旭死后，大家都很怀念他。如杜甫入蜀后，见张旭的遗墨，万分伤感，写了一首《殿中杨监见示张旭草书图》，诗中曰：斯人已云亡，草圣秘难得。及兹烦见示，满目一凄恻。李颀在《赠张旭》一诗中说：露顶据胡床，长叫三五声。兴来洒素壁，挥笔如流星。可见大家对张旭的敬爱之深。常熟人民为了纪念张旭，直到今天，城内东门方塔附近还保留着一条“醉尉街”。旧时，城内还曾建有“草圣祠”，祠内的一副楹联：“书道入神明，落纸云烟，今古竞传八法；酒狂称草圣，满堂风雨，岁时宜奠三杯”，表达了邑人对这位草书之圣的深深崇敬。张旭洗笔砚的池塘也曾长期保留，称为“洗砚池”。苏州将兴建唐代张旭草圣祠。位于唐寅墓西侧，全部采用古建筑材料兴建，将草圣祠建成类似浙江绍兴兰亭的建筑，陈列展示张旭书法艺术成就，并成为国内外文人雅士笔会场所。苏州百姓以书法家张旭引为自豪。草圣张旭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与光荣。

张旭书法功力深厚，并以精能之至的笔法和豪放不羁的性情，开创了狂草书风格的典范。张旭以独特的狂草书体，在名贵的“五色笺”上，纵情挥写了南北朝时期两位文豪谢灵运与庾信的古诗共4首（见图，局部）。作品落笔力顶千钧，倾势而下，行笔婉转自如，有急有缓地荡漾在舒畅的韵律中。他的字奔放豪逸，笔画连绵不断，有着飞檐走壁之险。草书之美其实就在于信手即来，一气呵成，给人以痛快淋漓之感。收藏这幅作品的是辽宁省博物馆。[2] 

张旭的《草书心经》[3]  最早见
于《碑刻拔萃》，其《唐草心经》碑目下写明张旭，此前碑林中有明成化年间知府孙仁从百塔寺移来的《草书心经》，《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对这两种草书“心经”都录，其“心经、肚痛帖、千文断碑”条下注“均张旭草书，无年月”，并称“右三石均在西安碑林”。张旭的《草书心经》最晚见于民国三年（1914年）《碑林碑目表》，但此后便下落不明了。

《肚痛帖》：单刻帖。无款。此帖用笔顿挫使转，刚柔相济，千变万化，神采飘逸。全帖仅30字，写来洋洋洒洒一气贯之，气韵生成[4]  。

明王世贞跋云：“张长史《肚痛帖》及《千字文》数行，出鬼入神，倘恍不可测。”

全名《尚书省郎官石柱记序》，唐人陈九言撰，张旭正书。《郎官石柱记》是传世最为可靠的张旭真迹， 原石久佚，传世仅王世贞旧藏“宋拓孤本”，现藏日本。历来评价甚高。此石宋时已有刻本。字体取欧阳询、虞世南笔法，端庄严谨，不失规矩，展现出楷书的精妙。《宣和书谱》中评说：“其名本以颠草，而至于小楷行草又不减草字之妙，其草字虽然奇怪百出，而求其源流，无一点画不该规矩者。”此序楷势精劲凝重，法度森严，雍容闲雅兼而有之，是张旭存世的重要楷书作品。[5] 

张旭草书得笔法，后传崔邈、颜真卿。旭言：“始吾闻公主与担夫争路，而得笔法之意；后见公孙氏舞剑器而得其神。”饮醉辄草书，挥笔大叫。以头揾水墨中而书之，天下呼为张颠。醒后自视，以为神异，不可复得。后辈言笔札者，虞、欧、褚、薛。或有异论，至长史无间言。（出《国史补》）[6] 

张旭深得草书笔法，后传给了崔邈、颜真卿。张旭说：“开始时，我听说公主与挑夫争着走路而悟得草书笔法的意境。后来观公孙大娘舞剑而悟得草书笔法的神韵。”张旭每次饮酒醉时就草书，挥笔大叫。将头浸入墨汁中用头书写，世上人称他为“张颠”。酒醒后看见自己用头写的字，认为它神异而不可重新得到。后人评论书法名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四人，或许有不同的意见，至于论到张旭，都没有异议。

旭释褐为苏州常熟尉。上后旬日，有老父过状，判去。不数日复至。乃怒而责曰：“敢以闲事，屡扰公门。”老父曰：“某实非论事，覩少公笔迹奇妙，贵为箧笥之珍耳。”长史异之，因诘其何得爱书。答曰：
“先父受书，兼有著述。”长史取视之，信天下工书者也。自是备得笔法之妙，冠于一时。（出《幽闲鼓吹》）张旭脱去短衣官任苏州常熟尉。上任后十多天，来一位老人递上状纸告状。张旭在状纸上批示判去。过不几天，这位老人又来了。张旭大怒责备老人说：“你竟敢用闲事来屡次骚扰公堂？”老人说：“我实际上不是到你这理论事情来的。我是看到你批示状纸的字写得奇妙珍贵得可放在箧笥中收藏起来呀！”张旭听后感到惊异，问老人为什么这样喜爱书法？老人回答说：“先父受过文化教育，还有著作遗留在世。”张旭让他取来一看，方信老人的父亲确实是擅长书法的人。从此，张旭书法倍加长进，越发精妙，堪称一时之冠。

张旭有个邻居，家境贫困，听说张旭性情慷慨，就写信给张旭，希望得到他的资助。张旭非常同情邻人，便在信中说道:您只要说这信是张旭写的，要价可上百金。邻人将信照着他的话上街售卖，果然不到半日就被争购一空。邻人高兴地回到家，并向张旭致万分的感谢。

《古诗四帖》全卷书古诗四首188个字：“东明九芝盖，北烛五云车。飘颻入倒景，出没上烟霞。春泉下玉溜，青鸟向金华。汉帝看核桃，齐侯问棘花。应逐上元酒，同来访蔡家。北阙临丹水，南宫生绛云。龙泥印玉简，大火炼真文。上元风雨散，中天歌吹分。虚驾千寻上，空香万里闻。淑质非不丽，难之以万年；储宫非不贵，岂若上登天。王子复清旷，区中实嚣喧。既见浮丘公，与尔共纷翻。衡山采药人，路迷粮亦绝，过息岩下坐，正见相对说。一老四五少，仙隐不别可，其书非世教，其人必贤哲。”落笔一气呵成，用笔肥厚，字势横壮，人称“伏如虎卧、起如龙跳、顿如山势、推如泉流”。

《古诗四帖》通篇气势磅礴，布局大开大合，落笔千钧，狂而不怪，书法气势奔放纵逸。如，六行八句：“汉帝看核桃，齐侯问棘花”，笔画连绵不断，运笔遒劲，圆头逆入，功力浑厚。又如，九行，“应逐上元酒，同来访蔡家”，字里行间内蕴无穷，古趣盎然，充满张力磁性。行笔出神入化，给人仪态万千之感，笔断意连，令人遐想无限。再如，十三行，“龙泥印玉简，大火炼真文”，笔法字体方中有圆，书写中提按、使转、 虚实相间。纵观通篇结字隽永，章法严谨、行间布局疏密呼应、错落有致、刚柔相济、浑然一体。无论从通篇还是从局部单字来看，都会被流动、曲折，藏锋使转直入，动人心魄的阳刚线条所打动。如果没有高超的艺术修养，没有成竹在胸的功底是书写不出来如此巧夺天工的完美巨作。正因如此，张旭草书被历代推崇，有口皆碑，誉为“草圣”。明人本道生云：张旭草书“行笔如空中掷下，俊逸流畅，焕乎天光，若非人力所为”。但是此卷也并非是无憾的绝代之作，依笔者拙见，开始部分笔法比较单调拘谨，在五行之后逐渐放开，中篇渐入佳境。如果开篇也同后半部一样雄壮骨健，那么此帖当更为完美精彩绝伦。[7] 

张旭的书法，始化于张芝、二王一路，以草书成就最高。他自己以继承“二王”传统为自豪，字字有法。他的楷书端正谨严。规矩至极，黄山谷誉为“唐人正书无能出其右者”。若说他的楷书是继承多于创造，那么他的草书则是书法上了不起的创新与发展了。如此创造出潇洒磊落，变幻莫测的狂草来，其状可谓惊世骇俗。韩愈说：“旭善草书，不治他技故旭之书，变动如鬼神，不可端睨。”颜真卿曾两度辞官向他请教笔法。

张旭的草书看起来很颠狂，但章法却是相当规范的，他是在张芝、王羲之行草的基础上升华的一种狂草。细观察其书体绝无不规则的涂抹，很多细微的笔画、字间过渡，都交代得清清楚楚，绝无矫揉造作之感。张旭的草书是在激越情感牵动下促使节奏加快，似金蛇狂舞，又如虎踞龙盘，表现一泻千里之势。由于在线条的动荡和质感上加入了盛唐的艺术气息，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狂放的草书风格。

在诸多书体当中，草书是一种特殊书体，除本身特征外，它还兼含有其他书体的美学素质，因此是书法艺术中最具表现力的书体。

草书作为艺术来说，除具书法普通共同特征外，还具有音乐特征，音乐是通过各种音符的顺序作和谐的各种变化，产生旋律来完成的。而书法也是以简单笔墨书写出带有生命力、节奏感的线条。依靠笔顺，字势，在时间的推移中作各种轻重、缓急、枯润等多样统一的和谐变化而完成的。有人把书法比做无声的音乐，认为可以从作品中体会到音乐节奏的跳跃，这正是书法时间性的种种特征造成的。而这种特征在各种书体中以草书表现得最明显。因为草书在连绵不断的书写过程中一次性的时间要求最强。

草书也具有绘画的特征。虽然它不表现具体的图像，也不具有绘画中的缤纷色彩，但书法中的一个个抽象的图形本来就是“具万象于一象”的，它那线条和线条的各种组合关系，构成了各具形态，但又不代表任何实体的图形。它纯净的黑白色彩又因墨色的浓淡、用笔的轻重缓急而变化无穷。在这种变化组合后构成的视觉效果和绘画是异曲同工的。而在书法个体中能表现书法这种艺术效果的也是以草书最为明显，草书的那种无拘无束的笔墨变化，结构图形的高度抽象，字势姿态的巧妙搭配，字字有法，最具有诗情画意。

和草书相近的还有舞蹈。杜甫在《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并序》[8]  中记载的：“昔者吴人张旭善草书帖，数尝于邺县见云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自此草书长进”，书法家临帖从舞蹈中得到了益处，也足以说明两者的关系了。舞蹈是在一定的时间顺序中，不断变化各种舞姿的造型来表现美，并是从力度、造型、衔接等方面来评判其高下的，这一点和书法的要求是何等地相像。而各书体中这方面的要求也同样是草书表现最强烈。[8] 

然而书法艺术毕竟是独立的，有它自身的特征和要求。它是通过具有生命力的线条，以及线条与线条的各种关系，在时间的过程中以节奏韵律组合起来的和谐而又变化多端的空间整体效果，并以此表达作者的情感和审美观念的。从这些意义上来说，真、草、隶、篆、行都具有这种意义，但是在各种书体中，体现书法时间特征最完美的，载情性最直接的却是草书。可以说草书是书法笔法、墨法、构图的集合体，是书法节奏、韵律、表意的最高层次。因而刘熙载在《艺概》中说：“观其人莫如现其草书。”这正因为“书法多于意”而“草书意多于书法”的缘故。所以从草书中更能看出一个人的艺术天分和艺术修养，张旭就是具有草书艺术天分和艺术修养的集大成者。[9] 

其实最能代表中国书法艺术的是草书，因为它使中国文字由实用性的书写工具上升为情感寄托的载情艺术，而书法的觉醒和追求则是以草书确定为前题的，使人们在实用之外有了更多的遣兴。张旭是古今以来草书艺术家的典型代表，他不光有深厚的书法艺术素养，而且在表现上把自己激荡的感情和书法艺术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张旭借狂草来抒发个人情感，其实体现了盛唐时期艺术家们的思想情结和普遍的精神风貌，这是主观意愿和客观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使反映情感的书体得以最完美的发展。张旭书法惊涛骇浪般的狂放气势，节奏韵律的和谐顿挫，字间结构的随形结体，线条的轻重枯润等变化都达到了草书的最高水准，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的出现影响了后来历代几乎所有的大书法家。当今书法这一艺术门类在广大群众中研习相当普及，《古诗四帖》不乏为学书的极好范本。[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