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书法

据汉代许慎《说文解字·序》说秦代有八种书体， 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仔细研究，其中五种是指书体的应用场合。如刻符用于古代调兵遣将，虫书用于幡信，摹印用于印章，殳书用于兵器，署书用于门榜或封简，都是指应用于不同场合的书体，在书体上并无太大的差别。秦代实际只存在大篆、小篆、隶书三大类书体，秦统一全国后，实行 书同文 ，统一整理六国篆书为小篆，作为官方公布的规范书体，秦代刻石是最标准的小篆书体。另外在秦代日常书写的书体，并不是像秦刻石那样标准的小篆书，而是一种比较草率的体方笔直的篆书，已接近于隶书，这在秦代的权量诏版上的铭文和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中都可以见到，现称之为秦隶，是民间日常使用的书体，也是小吏公文上奏所使用的书体。

西汉初年，在书法上仍沿袭秦代的传统，严肃庄重的宫廷器物铭文仍是沿用整饬规矩的小篆书体。西汉书法家吸取了秦代官定典范书体如《泰山刻石》、《阳陵虎符》等铭文结构谨严的优点，以及秦代隶书中笔道方折易刻易写的长处，综合为一种崭新的书体，称为汉篆。其整齐规矩胜于秦代诏版。

汉篆作品主要见于金文和某些石刻。如神爵四年的《成山宫渠斜》、初元三年的《上林豫章观铜鉴》、嵩山启母庙、太室、少室三石阙。同时汉代是书法蓬勃发展的时代，隶书获得了大发展，西汉时隶书已成为官方文书通用的书体。西汉早期的隶书仍受秦隶的影响，显得古拙，被称为古隶，直到西汉晚期才完成转变，发展为带波挑、波磔、结体呈横势扁方的今隶，也称汉隶。

东汉书法艺术走向繁荣，篆、隶、草、行、楷诸体具备，但东汉仍是以隶书为轴心的时代，隶书大为风行并发展到顶峰。东汉刻碑立石之风甚盛，多采用隶书，镌刻精细，所留 丰碑 极多，琳琅满目，丰富多彩，富有装饰趣味的燕尾波挑在汉碑中得到发展，趋向华美的风格，隶书至此已经完全成熟。篆书受到隶书影响，产生了缪篆。从隶书衍生出的章草、今草已经开始更广泛地使用，草书的兴趣为书法艺术开拓了更大的领域。许多书法家和书法理论著作在汉末也大量涌现。近代还出土了大量东汉竹木简，为东汉书法艺术宝库增添了珍贵的书法资料。总之，东汉是中国书法发展史上的一个辉煌灿烂的时期。

秦始皇统一中国，李斯为丞相，进行了统一全国文字的工作，变大篆为小篆，结束了“文字异形”的状况。秦代书法小篆是秦代的官方文字。秦统一六国后，规定“书同文字”。小篆形体长方，用笔圆转，结构匀称，笔势瘦劲俊逸，体态典雅宽舒，主要用于官方文书、刻石、刻符 等流传至今的秦代小篆作品，石刻有《泰山刻石》、《琅台刻石》、《峄山刻石》、《会稽刻石》等，相传均为丞相李斯所书。

相传，李斯手书了秦代金石刻文，金刻有权量诏版，石刻有峄山、泰山、郎琊山、之罘、碣石、会稽六处刻石。诏版为自由体，主要是为了实用，写法草率，笔划方正，行款错落，秦诏版文文笔划方折是因为刀刻所致。文字仍属篆书范畴。

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始皇东巡所到之处多立石刻碑，以宣扬他的统一业绩。李斯为之书《琅琊台刻石》、《泰山刻石》和《峄山刻石》。刻石为标准体，孙过庭《书谱》说“篆尚婉而通”。李斯被人们视为“小篆极则”。王澍评其书法“笔法敦古，于简易中正有浑朴之气，不许人以轻心掉之。”清杨守敬跋《琅琊台刻石》说：“嬴秦之迹，惟此巍然，虽磨泐最甚，而古厚之气自在，信为无上神品。”故颇为世重。《琅台刻石》残存一面，藏中国历史博物馆；《泰山刻石》残存10字，存于山东泰安，都是典型的秦代小篆书法。其他刻石都为后代摹刻，已失原貌。刻符有《阳陵虎符》，体势和刻石相同，圆润浑厚。秦代权、量、诏版刻的都是始皇和二世的诏书，文字也是小篆，但由于刀刻和受当时民间书风的影响，风格比较质朴，笔画多为方折，线条瘦硬，锋棱俏丽。秦陶量文字都是用刻好的小篆戳子在陶坯上捺印出来的，笔画圆厚，可以与石刻相媲美。

秦代书法墨迹有帛书和简书。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文字大都属于隶书。但有的字仍保留篆书的结构，是篆隶递变中的古隶。字形有长方、正方、扁方等变化，笔画浑厚朴茂，结构方圆相辅，书法工整端秀。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文字有的是属于篆书，书写年代有的为秦代。这些墨迹大多比较工整，可资研究早期隶书的结构和用笔的特点。

根据记载，秦代书法家有李斯、赵高、胡毋敬、程邈等李斯曾作《仓颉篇》，他取史籀大篆，创造小篆，对后代篆书影响很大。他的书法骨气丰韵，方圆妙绝。相传秦始皇巡游各地的刻石均由李斯书写。相传赵高曾作《爰历篇》、胡毋敬曾作《博学篇》，都对创造小篆作出一定的贡献。程邈曾对隶书的规范做过工作。

汉代通行的字体约有3种：①篆书，用于刻石、刻符以及高级的官方文书和重要仪典的书写，如天子策命诸侯、柩铭、官铸铜器铭文、碑上题额、宫殿砖瓦文字等；②隶书，多用于中级的官方文书和经籍的书写，如天子尺一诏书、一般的经书和碑刻等；③草书，用于低级的官方文书和一般奏牍草稿，如《永元器物簿》、武威的医药简、日忌、杂占诸简。其他一些文字如“古文”等应用范围较狭。

篆书西汉碑刻篆书比较少，因丰碑大碣在西汉尚未兴起，留存今天的多是一些题刻，如《鲁北陛石题字》 、《祝其卿坟坛》、《上谷府坟坛》、《郁平太尹冯君孺人墓画像题记》等。其篆书由秦代的圆转逐渐趋向方正。东汉立碑之风兴起，著名篆书碑刻有《开母石阙铭》、《少室石阙铭》、《袁安碑》、《袁敞碑》、《祀三公山碑》等。东汉碑刻篆书，书法结体茂密，体势方圆结合，用笔遒劲，与秦代刻石风格不同。《袁安碑》和《袁敞碑》，因出土较晚，笔画完好，书法宽博舒展，字体遒美。《祀三公山碑》体势略参隶意，结体方正，一反小篆圆转匀称的特点。汉代碑刻篆书最为丰富多彩的是碑额，有的结构方整奇肆，有的婀娜多姿，不仅风格多样，而且用笔也层出不穷，或圆转巧丽，或方折挺拔，或茂密，或疏朗。如著名的《景君碑》、《韩仁铭》、《孔宙碑》、《孔彪碑》、《华山碑》、《张迁碑》、《鲜于璜碑》、《尹宙碑》、《袁博碑》、《王舍人碑》等碑额，各具风貌，无一类同。

《鲁孝王刻石》为现存最早的西汉刻石之一。又名《五凤二年刻石》。共十三字，曰：“五凤二年鲁卅四年六月四日成”。公元前56年刻，纵38．4厘米，横73．6厘米。存山东曲阜孔庙。此石于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重修曲阜孔庙时，得自鲁灵光殿基西南三十步之太子钓鱼池。灵光殿建于汉景帝之子鲁共王刘余之世。此石自明清以来迭经著录。西汉前期(武帝以前)的隶书，承袭秦隶，篆隶夹杂。由《鲁孝王刻石》可以看出，其结体尚不够方整，无明显波势，用笔圆转且篆意较浓，其“年”字长脚与出土的这一时期的汉简(如《流沙坠简》)同趣。明赵崡《石墨镌华》云：“西汉石刻传者极少，此字简质古朴。”清翁方纲《两汉金石记》谓其“浑沦朴古，隶法之未雕凿者也。”清方朔《枕经金石跋》云：“字几十三，无一字不浑成高古，以视东汉诸碑，有如登泰岱而观傲莱诸峰，直足俯视睥睨也。”此刻拓本传世者以明拓较多，字口虽已残泐，但字尚完整。清初拓字渐细瘦但无裂痕。近托多裂纹，字亦漫漶不可读。

汉代篆书另一丰富的宝库为铜器上的铭文。汉器铭文多先书写，再由工匠凿刻而成，因此笔画多为方折，转折处断而不连，使篆书呈现出另一种风格。但其结体和笔画仍然表现出多种多样的面目。如中山靖王墓中山内府铸造的铭文笔画粗壮雄浑，池阳宫行镫铭文典雅秀丽，曲成家行镫铭文较率直纤细，长杨鼎、黄山鼎铭文又比较端庄。新莽时期铸造的铜器铭文多为工整垂脚的方正小篆，结构舒展挺拔，风格典雅俏丽，《新莽铜量铭》、《新莽铜嘉量铭》为最典型的作品。汉代砖瓦文字，大都是篆书，形体修长，富有装饰性，如《长乐未央方砖》、《单于和亲方砖》都是如此。瓦当文字随形书写，独具匠心，使篆书赋予浓重的装饰趣味。

汉代篆书墨迹出土不多，甘肃敦煌出土的干支简武威磨咀子汉墓的旌幡、居延出土的张掖都尉启信等，都为结构方正的篆书，用笔细瘦方硬。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中有部分是汉初的篆书，可以说是带有隶书意味的篆书。

隶书隶书起源很早，可以上溯到战国时代。1980年四川青川郝家坪出土的战国时期的木牍，其中很多字画已是隶书的体势和写法。隶书在秦代普遍流行于民间，它在民间经过不断地改 正和完美，到汉代发展到最高阶段，成为汉代的主要字体。秦代到西汉初期，是隶书的古隶时期，西汉石刻除一部分是篆书，其余多为篆隶递变过程中的古隶，如《杨卖山地记》、《五凤二年刻石》，其结构已是隶书的体势，但笔画尚未见典型的波磔。隶书到西汉末期和东汉时期发展到成熟阶段，这时隶书形体由长方趋向宽扁，由纵势转向横势，笔画已趋工整，波挑也更为完美，而点画俯仰呼应使隶书的艺术性达到和谐完美的境界。如河北定州40号汉墓西汉宣帝时期（前73～前79）的简书，青海大通县115号墓宣帝时期的简书，敦煌出土西汉天凤元年（前14）的木牍等，都是成熟时期的隶书。东汉隶书用笔技巧更为丰富，在波挑中充分发挥笔毫的变化，提按顿挫，起笔止笔，表现出蚕头燕尾波势的特色。在结构上疏密的变化，点画的呼应，更加呈现出隶书复杂多变的姿致，而风格也更为多样。

汉代简牍和帛书为隶书主要的墨迹。从已发现的汉简来看，工整谨严的隶书多见于先秦典籍和官方诏令。如居延出土的《尧典》残简，罗布泊出土的《论语》残简，武威出土的《仪礼》简，河北定州出土的《论语》简，武威出土的《王杖诏令》简，甘谷出土的桓帝延嘉元年(158)《诏书律令》等，都是谨严工整的隶书。居延出土汉简，多为修筑边塞屯田、置亭燧所遗屯戍文书，书写比较草率，似多不经意，而书写面貌也各不相同。

最能代表隶书成就的是东汉碑刻。东汉盛行立碑刻石的风气，碑本身就是一件石刻艺术品，碑的重要部分──碑文，要和碑构成完美的艺术形式，因此特别重视书法。东汉碑刻隶书，大体可分为两大类型：字形比较方整，而法度严谨，波磔分明；书写比较随意自然，法度不十分森严，有放纵不羁的趣味。

前者又可分为两种风格：①倾向端庄秀丽的风格，刻的比较细腻，笔毫效果较明显，笔画波磔分明。结体方正，笔画顿挫有致。如《史晨碑》，结体工整，风格浑厚典雅。《史晨碑》为著名的汉碑之一。前后碑字体如出一人之手，传为蔡邕书。结字工整精细，中敛而四面拓张，波挑分明，呈方棱形，笔致古朴，神韵超绝，为汉隶成熟期方整平正一路书法的典型，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明郭宗昌谓其“分法复尔雅超 逸，可为百代模楷，亦非后世可及”。清万经《分隶偶存》评云：“修饬紧密，矩度森然，如程不识之师，步伍整齐，凛不可犯，其品格当在《卒史》(《乙瑛》)、《韩勑》(《礼器》)之右。”方朔《枕经金石跋》云：‘书法则肃括宏深，沉古遒厚，结构与意度皆备，洵为庙堂之品，八分正宗也。”杨守敬《平碑记》云：“昔人谓汉隶不皆佳，而一种古厚之气自不可及，此种是也。”

《张景碑》，书体宽扁，风格秀雅。《华山碑》，点画俯仰有致，风格典雅华美（[《华山碑》(部分东汉)]）。《孔宙碑》，讲究左右布势，用笔圆转，有篆书笔意。《尹宙碑》，笔画圆健，有楷书笔意。《朝侯小子残碑》，风格秀劲。《郑固碑》，结体内敛，横画左右开张《熹平石经》，体势方整，笔画丰厚，风格端庄。属于这种风格的还有《韩仁铭》、《李孟初碑》、《阳嘉残碑》等。这一类中还有一种风格比较秀丽的，如《曹全碑》、《孔彪碑》等。

②倾向古朴雄强的风格，刀刻的效果较明显，笔画呈现方棱，转折崭齐，结体方正。比较有代表性的碑刻有《鲜于璜碑》，用笔方折，气势雄强，严谨中又带有自然的姿致；《张迁碑》，体势方正，有骄横不可一世的气概；《幽州书佐秦君石阙》，方折有力，气势非常雄强；《景君碑》，笔画平直方硬，直笔下垂如悬针，在汉代隶书中很有特色；《张寿碑》，字体遒劲方整；《衡方碑》，结体宽绰，笔画肥厚古拙；《西狭颂》，体势方整，笔画顿挫浑厚([《西狭颂》(部分东汉)])；《阁颂》，书法方整，雄浑而有气魄；《校官碑》，用笔沉郁雄厚，风格古厚茂密。

后者也可分为两种风格：①书写草率随便，字形大小参差不一。②由于写在崖壁上，为不平整的石面所限制，所以随石书写，有自然不拘的效果。其代表碑刻有《三老忌日碑》、《马姜墓志》、《芗他君祠堂刻石》、《冯君阙》以及各地出土的黄肠石和摩崖刻石都是依岩壁石势来书刻，所以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如《君开通褒斜道刻石》、《石门颂》及《杨淮表纪》等都属于这一类。《礼器碑》是兼有上列两种风格的汉隶书，全碑细劲雄健，在端庄中略带秀丽《礼器碑》(部分东汉)。

汉砖隶书，有一种刑徒墓砖，是记载服劳役的刑徒死后随葬的题记，文字都用刀随意刻成，和捺印的砖文不同。捺印文字比较方正古朴，而刑徒墓砖文字比较草率随意，书写和镌刻没有行格，笔画任意纵横错落，有一种奔放不羁的趣味，可能是民间书法家或工匠所书刻。

隶书到东汉末年，由于过分追求形式和装饰性，波挑矫揉造作，而结构板滞，缺乏生趣，于是开始走向下坡路。这种趋势到魏晋时代更甚，这样隶书的衰落成了必然的趋势。

秦、汉的草书是中国草书发展史中的章草时期。汉代早期的草书，是隶书（古隶）的简易、急速的书写。这种草书可以从《神爵四年简》见其大概，这时期的草书为草隶或隶草阶段。

东汉时期草书逐渐出现波磔，这时草书可以从武威出土的医药简牍，敦煌出土的“可以殄灭诸反国”简、“北部侯长高”简等见其大概。至曹魏、西晋，草书经过书法家的不断加工，形 成有一定规律的草法，后代称这类草书为章草，以区别东晋盛行的今草。章草在东汉已普遍流行，除出土大量草书简牍外，如《急就章砖》、《公羊传砖》、《马君兴砖》，以及安徽亳州出土的曹氏墓砖，都是用章草书刻，可知东汉章草在民间相当流行。

汉代著名书法家有史游、曹喜、杜操、王次仲、崔瑗、张芝、蔡邕、师宜官、刘德、梁鹄等。史游曾以隶书草写作《急就章》。曹喜是东汉章帝时人，记载说他工篆书，创悬针垂露法。杜操以善章草著名，崔瑗、崔曾学他的草书，后人并称崔杜。崔瑗善章草书，着有《草书势》。张芝擅长章草书，唐张怀《书断》说他创今草，并称他为“草圣”。

王次仲擅长隶书，《书断》说他以隶草作楷法。蔡邕擅长篆隶，创飞白书，曾参加书写石经。师宜官善隶书。刘德，记载说他创造行书，虽是草创，丰赡华美，风流婉约，独步当时。梁鹄善隶书，书法为曹操所欣赏。汉代有的书法家，名不显着，但见于碑刻，如郭香察书《华山碑》、仇靖书《西狭颂》、仇拂书《阁颂》、纪伯允书《武斑碑》。[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