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子忠可以说是一位爱国画家,居住于顺天府(今北京),曾经师从董其昌。在农民起义军李自成的队伍攻入北京后,躲在自己的密室当中,后面因缺少粮食而饿死。善画人物,仕女,题材多佛画及传说故事,取法唐宋,颇具古意。他在当时与陈洪绶齐名,有“南陈北崔”之称。
画史上都说崔子忠“善画人物,规模顾、陆、阎、吴名迹,唐以下不复措手。白描设色能自出新意,与陈洪绶齐名,号南陈北崔”。这种评论是近乎实际的,他绘的《桐荫论道说法图》(亦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一看题记,有可能误认为是陈洪绶画的。其好友梁清标在其死后为其辑刻的《息影轩画谱》,其人物造型、表现方法与陈洪绶的《水浒叶子》亦很相近。故有“南陈北崔”之说。他们两人在画风上相似,却不能相互代替,他们都以人物画为主要特长,社会声望也不分轩轾,但却各有特色。陈洪绶的作品才气横溢,寓美于形色,而崔子忠的作品却朴实无华,寓意于内蕴。按梁清标的说法,崔子忠晚年“息影深山,杜门却扫”浏览史籍,每遇有忠考奇节人物,义使巾帼英雄,绘图像,立传赞,虽称自娱,也可以起“顽廉懦立”,立德、立功、立言、立像,合称为四不朽之作。正因其作画极为注重立意,因此为当时的文人和画家们所推崇。崔子忠善于表达历史题材,尤其喜欢画文人们的风流韵事,他的《云中玉女图》、《苏轼留带图》、《桐荫博古图》、《临池图》以及罗汉道释等图,都是人物画,也都具有来历,题材不见得新鲜,但由于他构思画法有新意,或多或少加进自己的东西而成为新作,也是耐看的。《藏云图》即是此类典范,此图以人物为主,衬以山水,其高山大川的描写为刻画人物服务。由画中题识可知此画是为玄胤同宗所作,画中一团云气缭绕,是表现巫山浓云虚幻之处,“不辨草木,行出足下,生生袖中,旅行者不见前后。史称李青莲安平入地,负瓶瓿,而贮浓云,归来散之以内,日饮清泉卧白云,即此事也。”画面中唐代大诗人李白盘腿端坐四轮椭圆底盘车上,缓缓行于山路中。李白仰首凝视头顶上的云气,神态闲适潇洒;一稚童肩搭绳索,牵引车子,另一稚童肩荷竹杖,作引导状。在具体表现上,其衣纹作颤笔细描,虬折多变,折而不滞,颤而不散,突出了衣服质料的柔软质感和随风飘的动势,气意超迈,神色如生,可谓自成一家。
崔子忠不遗余力地颂扬历史上的隐逸君子,是其人生观的曲折表现,同时亦是明末文人们走投无路,徘徊苦闷的心理状态的真实反映。其本人虽居于“京师 ”,身居闹市却过着清苦无为的生活,很有隐者之风,由于他缺乏陶渊明的生活条件,又不肯寄人篱下,侍奉新主,所以只有饿死。不识时宜,怀才不遇而又孤傲自恃,生不逢时,亦死得冤枉。
“孤傲绝俗”的评价
“孤傲绝俗”的评价,确实当之无愧,但以生命的结束为代价,其牺牲不可谓不大矣。历史上有伯夷、叔齐因不食周粟,饿死于首阳山,而崔子忠则因怀才不遇而又孤傲自恃,宁肯饿死,也不愿把画卖给不识货的庸人,宁肯病死在床榻上,也不愿意接受无礼者的援助,最终以自己的生命成就了李唐名作迥然不同的另一幅《采薇图》。
现存有关崔子忠的资料,成书最早内容最多的是清初顺治年间周亮工的《因树屋书影》。周氏自称材料引自“王敬哉曰”和“钱虞山曰”。按:王崇简(敬哉),宛平(北京)人,和崔子忠同是顺天府学生员,崇祯初年都参加过江南文士组织“复社”的活动(见吴山纂辑的《复社姓氏传略》卷一北直顺天府)。崇祯十六年,考中进士,入清后,仕至礼部尚书,卒谥“文简”。钱谦益(虞山),江南常熟人,明末东林党领袖人物,诗文大家。崇祯十一年,因事待罪北京,一度与崔子忠相识,崔以师礼事之。《书影》所引“钱虞山曰”文出钱著《列朝诗集小传·崔秀才子忠》。周亮工,河南祥符(开封)人,崇祯十三年进士,任潍县知县。入清后,仕至户部侍郎。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书画收藏家、鉴赏家。
据《书影》所记“王敬哉曰”,崔子忠,“其先山东平度州人”,占籍顺天(北京)。年青时考中秀才,因“为文崛奥”,不合科举八股的要求,参加了几次乡试都未考中,便“弃举子业”。
崔子忠中年时即蜚声画坛,住在北京南郊偏僻处一所简陋的小院里, “荜门土壁,洒扫洁清,冬一褐,夏一葛”,“高冠草履,莳花养鱼,不知贫贱之可戚”。“妻布衣疏裳,黾勉操作”,两个女儿“亦解诵读”。每当兴至,则欣然展纸挥毫,妻女“皆能点染设色”,一家四人“相与摩挲指示,共相娱悦”。有时也把得意之作赠给少数知己好友,但“若庸夫俗子用金帛相购请,虽穷饿,掉头弗顾也”。(“钱虞山曰”也有相同内容)。崔子忠为人孤高,自甘清贫,景慕和效法的是那些超然尘世之外的古代高人雅士。“当时贵人多折官位与之交,崔皆逃避不顾”。
明末文坛领袖书画大师董其昌评崔子忠:“其人、文、画,皆非近世所见”。钱谦益则称他:“形容清古,望之不似今人。”钱评崔子忠的画是:“慕顾、陆、阎、吴遗迹,关、范以下不复措手”。说他所追求和师法的是晋代顾恺之、陆探微、唐代阎立本、吴道子、五代关仝、北宋范宽这些前代的超级大师,而绝不与流俗之辈看齐。周亮工在《书影》另一则文字里称:“崔青蚓不专以佛像名,所作大士像,亦远追(吴)道子,近逾丁、吴。”(见)当时的丁南羽、吴文中所画佛像已经达到了“一触目,便觉悲悯之意欲来接人”的极高水平,崔子忠更超过他们,可以上追“画圣”吴道子了。 钱谦益文所记崔子忠轶事很生动:崔子忠少年时代的同窗好友宋应亨和宋玫都在崇祯年间考中进士。宋应亨任职吏部文选司时,曾授意一个“应选者”送给崔子忠一千两银子。崔子忠拒绝接受,并对宋应亨说:“你知道我穷,却不拿自己的钱财赠送我,而要我接受‘应选者’的银子。难道你不了解老同学的脾气吗?”宋玫任谏官,屡次向崔子忠求画崔都不给。一天,宋玫把崔子忠请到府中,关上大门,对他说:“今天别怪老同学无理,如果不给我作画,我就不放你回家,不出十天半月,你家里养的鱼、栽的花, 就都渴死和枯死了!”崔子忠无奈,只得画了一幅。“画成,别去,坐邻家,使童往取其画,曰‘有树石略简,须增润数笔’”。宋玫把画交给来人带回,崔子忠当即撕碎,扬长而去。弄得宋玫哭笑不得,却又奈何不了这位孤傲名高的昔日学友。
又,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孙奇逢的《畿辅人物考》和孙承泽的《畿辅人物志》,都有《崔文学子忠》传,除了略述《书影》文中所记,还都记了“史可法赠马”事。史可法和王崇简、崔子忠都是左光斗任提学御史时拔识的顺天生员。到崇祯后期,史可法已负天下重望。“一日过其舍,见萧然闭户,晨炊不继,乃留所乘马赠之,徒步归”。史可法是非常了解并敬重这位老同学的。崔子忠则把马卖了四十两银子,“呼朋旧痛饮,一日而尽”。说“这酒是史道邻所赠,清清白白,不是来自‘盗泉的’”。其人其事之豪爽狂放,大都类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