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瓜和尚石涛：清初四僧之一书画2

石涛作画构图新奇，无论是黄山云烟，江南水墨，还是悬崖峭壁，枯树寒鸦，或平远、深远、高远之景，都力求布局新奇，意境翻新。他尤其善用“截取法”以特写之景传达深邃之境。石涛还讲求气势。他笔情恣肆，淋漓洒脱，不拘小处瑕疵，作品具有一种豪放郁勃的气势，以奔放之势见胜。对清代以至现当代的中国绘画发展产生了

极为深远的影响。有《搜尽奇峰打草稿图》、《淮扬洁秋图》、《惠泉夜泛图》、《山水清音图》、《细雨虬松图》、《梅竹图》、《墨荷图》、《竹菊石图》等传世。著《苦瓜和尚画语录》，阐述了他对山水画的认识，提出一画说，主张“借古以开今”，“我用我法”，和“搜尽奇峰打草稿”等，在中国画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石涛身为明宗王室后裔,却生不逢时。年幼时,国破家亡,3岁削发为僧,随家仆逃至武昌,才得以活命。随着命运不停地在流转,不难发现,石涛的绘画风格亦随之变幻[6]  。

十余岁的他,虽少年,但绘画天赋渐露。但多以白描画的方式出现。目前所见其最早期作品《山水花卉册》(1657年作),以干笔为主,用笔稚拙,偶尔皴以淡墨。约在1666年,石涛前往安徽宣城,因缘际会,结识梅清(1623-1697年,安徽宣城人,素有“黄山巨子”之雅称,是宣城画派的代表人物)。身居宣城十五年间,两人颇为投缘,结为画坛知音。翻阅石涛的黄山代表画作,足见梅对其影响最为深远。如《独峰石桥图轴》、《黄山八胜图册》,尤其是后者,应该是石涛早期从艺阶段最具代表性的一幅作品,在很多画法上,他吸收了梅的柔和,但个性中的恣意通过多变的绘画风格,暴露无遗。

康熙十九年(1680年),石涛迁至南京，后又前往扬州。而这一期间,他生活极为艰难,却创作了此一时期最具有“点”风格的作品,并被他名为万点恶墨图(即恶墨、丑墨、邋遢墨……),其艺术创作亦迎来新的高峰期:恣意的个性,甚至狂妄,通过“点”之墨法,猛烈地爆发出来。身居两城之际,石涛曾两度受康熙帝召见,而后心情大变,怀抱着一颗恭维心,进京报效皇帝。然而,在京城期间,时逢正统派绘画占主流之际,京派画坛似乎不欢迎他这个“狂妄之徒”。后又因机缘接触五代与北宋时期山水名作。天生悟性超强的石涛,无意间迎来艺术生涯中的创作峰巅期。其绘画风格亦发生转变,从恣意激烈转至厚重沉稳,所留代表作,如《搜尽奇峰打草稿长卷》、《游华阳山图轴》等。不但大局画面有深思,而且细微处有技巧处理  。

然而“功名”幻灭,几经人间辛酸冷遇,石涛幡然醒悟。1690年冬天,时年56岁的他,怀着极度苦闷的心情,黯然离京,重返扬州。痛定思痛后,石涛蓄发改道,自取别号“大涤子”,开始潜心一志研究绘画理论,并撰写成《画语录》,被后人奉为经典著作。翻阅其晚年这一时期的画作,以《设色云山图》为佳。不过,作品多,品质却参差不齐,甚至被后世指出“不洁净”。

谈起石涛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地位,吴冠中曾指出“中国现代美术始于何时,我认为石涛是起点。”他认为,石涛开创了“直觉说”、“移情说”的艺术观念,事实上远早于西方美学有关理论。

看石涛的作品,全是有感而发,而他的感受更是直接从视觉形象中得到启示,他对形式美有独特的敏感。在该文中,吴冠中还分析,“一反陈腔滥调的山水画程式,石涛的作品直接来源于生活,他表现的都是身处真山真水间的亲切感受,且近景、中景居多,活泼泼的山、水、树、屋就近在眼前。  ”

北京大学历史文化资源研究所研究员、画家刘墨亦表示,石涛的画很少依赖已经形成的固定风格,他是凭自然的性之所至而变化。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国家一级美术师梅墨生在解读石涛论坛上曾言,20世纪的中国绘画是绕不过石涛。 

纵观石涛生前身后世界,两百余年来,后人对其追捧与争议一直未有停歇。就近现代名家、大家来讲,以扬州八怪、张大千及傅抱石都是非常之“石迷”。从多家言论来看,捧、赞石涛的声音似乎盖过批判的厉声。然而,人无完人。在中国美术史的长河里,石涛在现代美术发展中的地位无可否认,但站在严格的理法角度,其艺术弊病也理应引起反思。[6] 

从近现代大家的批判声中,泼冷水最多的当属近现代画大家、学者黄宾虹,其次为赵之谦(1829-1884年,中国清代著名的书画家、篆刻家)。在综述石涛一生艺术水平时,黄宾虹在《虹庐画谈》中直接点到石涛痛处,“清湘老人(石涛),早年极能工细,凡人物鸟兽花卉,时有所见。生平所画山水,屡变屡奇。至其晚年,凡署耕心草堂之作,多粗枝大叶,且用拖泥带水皴,实乃师法古人积墨、破墨之秘。”对此,在进一步分析石涛晚年艺术遗憾上,著名美术史论家徐建融认为,“晚年的一些作品,也许与卖画应酬有关,粗疏草率,艺术水准明显趋向低落。”

有人称石涛是中国绘画史上屈指可数的伟大人物之一，从他的绘画技艺和

 

 

 理论等方面看确是当之无愧的。他的艺术主张和绘画实践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为中国画向近、现代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所作凡山水、花鸟、人物、走兽无不精擅且富有新意。石涛不仅是著名的山水画家还是著名的绘画理论家。他的绘画论著《画语录》论及艺术与现实的统一、内外统一、心物统一、识受同一，还有无法儿法论、借古开今论、不似之似论、远尘脱俗论等等，今天画界还封为圭臬。把他看成清代以来300年间第一人的说法，看来并不过分。 清初，绘画在董其昌等人倡导的“南北宗”学说影响下，摹古之风日炽。这时，才华横溢的石涛异军突起，对这种风气毫不理会，他强调“我自用我法”并清楚地指出：“我之为我，自有我在。”“古之须眉不能安在我之面目；古之肺腑，不安入我之腹肠。”“不恨臣无二王法，恨二王无臣法。”他甚至豪迈地说：“纵使笔不笔，墨不墨，画不画，自有我在。”总之他要改变古人的面目而自创新法，自标新格，这种呼声是对传统观念的一种挑战。

其实，从山水画方面看，历经唐、宋、元、明千年的递进，至清早已形成了巨大的传统重负。从明代起就有不少画家试图走出传统习惯的范畴，革新画坛，如陈淳、徐渭等人开创的写意画即足以证明了他们的变革勇气。明代晚期，董其昌以佛教禅宗的“顿悟”来启导绘画，扬南仰北，他借“南宗”强调线条形式美的“渡河宝筏”在寻觅人生和艺术的理想彼岸，以“南宗”蕴藉、含蓄的笔墨创出“北宗”简洁、明快的画风，实已开启了现代绘画的先声。而石涛睥睨陈法，法古而不泥古，汪洋恣肆，随心所欲，更向现代绘画突进了一步。他们两人所处时代相距不远，但艺术主张却不完全一致，尽管如此，殊途而同归，两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却十分相近，都为中国画向现代画发展作了准备。石涛的主张和实践使画家重又面向生活，师法自然，为开创新的历史奠定了基础。五代、两宋各种皴法的出现，是当时诸大家面向生活，师法自然的创造性产物。实现了笔墨的升华，也形成了传统的负荷，所以有明一代也依然取法传统。清代的山水画要有所成就，必须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进行新的改革，因此，创立新法，是山水画发展至此的必然。

表现生活深度独具

敢于越过传统的历史氛围，高标独树是石涛的过人之处，也是他能取得重大成就的主要原因之一。与他同时称为清初四高僧中的朱耷，髡残、弘仁以及龚贤、梅清诸人均各有建树，但在表现生活的深度方面石涛似比之更胜一筹。在当时，行家就对他的作为赞许称道，如王原祁就把他誉为“大江以南第一”。

石涛是明朝宗室，原本应是过富贵生活的，但由于国亡家破，因而他所走的道路十分曲折，早年的石涛面临着家庭的不幸，削发为僧，遁入空门，从此登山临水，云游四方，漂泊或居留于异乡客地，足迹达半个中国。自然景观的长期熏陶，身世不定的感念，从各方面作用着他的艺术观和人生观。世界上的事物瞬息万变，薄薄的云雾可以遮掩巍巍高山，地位显赫的王孙公子转眼间就成了苦行头陀，千古不变的祖宗成法是没有的，山高海深，两者是截然不同的自然体，但在石涛看来，“山即海也，海即山也”，坐禅入定，超凡脱俗，以意念创造一个新的宇宙，这是石涛绘画艺术的最高境界，也是他的身世和佛、道思想作用于绘画的必然结果。

在中国绘画史上，名传青史的画家颇多，但是像石涛这样具有杰出艺术才华，并为今人大力推崇的却不多，石涛之所以在300年后得此殊荣，其主要的原因是他主张对绘画技法的变革和创新，他吸收传统文化的精髓，但不受传统精神束缚，反对墨守成规，敢于破陈法，因而他的画艺不仅高出于同时代许多画家之上，在中国绘画史上也是出类拔萃、屈指可数的。更为难能可贵的是石涛不仅画艺高超，还有高深的美术理论，一部《画语录》深刻地总结了这位画坛奇才的绘画艺术观和美学思想，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石涛所走过的艺术道路，与他坎坷的生活境遇密切相关，他从显赫的皇族后裔沦为贫民，从而遁入空门，浪迹天涯数十载，饱尝人世间的艰辛，这些都对他的艺术道路带来很大的影响。　石涛是明皇族后裔，生于明朝即将灭亡之时，俗姓朱，是明太祖朱元璋从孙朱守谦的11世孙。据《明史》第118卷所载可知，朱守谦是第一代靖江王，朱守谦死后，子朱赞仪袭封其位，“赞仪恭慎好学”颇得朝廷信任，曾奉命到各地视察晋、燕、周、楚等13个藩王事务，所以在石涛作品上，常盖有“靖江后人”白文方印，或“赞之十世孙阿长”朱文长方印，这即是画家对自己身世的表白，又是画家对十世祖朱赞仪的深情遥念。

又据明史记载，当洪武3年朱守谦和其它9个皇子受封之时，曾得钦赐“赞佐相规约，经邦任履亨，若依纯一行，远得袭芳名”20个字为名字的世系。所以石涛的本名叫若极也是有道理的，可知他确是靖江王赞仪的10世孙，靖江王之位从朱守谦传到第9代，即是石涛的父亲朱亨嘉，这和钦赐20字的世系完全符合，当李自成攻陷京师以后，亨嘉便自监国于广西，并召广西巡抚瞿式耜，式耜拒而不去，并与两广总制丁魁楚、思恩、参将陈邦傅以及中军官焦琏等串通一气，突然发兵，一举擒获朱亨嘉，并迅将其械送福州，废为庶人，幽死。

幼小的石涛，靠着内官的庇护保全了性命。据石涛早年材料推测，这个内官，可能就是同他长时期生活在一起的“喝涛”和尚，也正是他把幼年的石涛送入禅门以免缯缴之祸的。

        武昌庐山与宣城

李驎在《大涤子传》中明言，朱亨嘉兵败被囚时，石涛即为宫中仆臣负出，逃至武昌，递发为僧。可见被迫遁入空门时，石涛尚在龆龀之年。

从现存史料看，20岁之前，石涛除了一度南游潇湘之外，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武昌。李驎的《大涤子传》是这样记述石涛这段生活经历的。“年十岁即好聚古书，然不知读，或语之曰:不读，聚奚为始稍稍取而读之，暇即临古法帖，而心尤喜颜鲁公。或曰：何不学董文敏，时所好也！即改而学董，然心不甚喜。又学画山水人物及花卉翎毛。楚人往往称之，既而从武昌道荆门，过洞庭，经长沙 ，至衡阳而返，怀奇负气，遇不平事，辄为排解；得钱即散去，无所蓄。居久之，又从武昌之越中。”

大约是康熙元年壬寅（1662年）冬或康熙2年癸卯（1663年）春，石涛和喝涛一起离开武昌，沿长江东下。途中，曾在庐山住过一个较短的时期，石涛于康熙39年庚辰（1700年）所作的一扇页上有一则题跋，曾提及这次登庐山的经历。该题跋云：“秋日，与文野公谈及四十年前与客坐匡庐，观巨舟湖头如一叶，有似虎头者，今忽忆断烟中也。”石涛和喝涛从庐山下来，即辗转来到浙江。康熙34年乙亥（1695年）冬，黄燕思（字研旅）等游西湖之后返抵扬州，曾拜访石涛并请写山水册。石涛在其中一开内题云：“清湘老人济，三十年未至西湖上，今日因友人约游归来，索笔写此。”这则画跋所提及的即是他青年时代游杭州西湖的经历。

石涛和喝涛漫游浙江，欣赏了杭嘉湖平原的旖旎风光，饱览了天目山地区的秀丽景色，随后转赴“鱼米之乡”的苏南，一面探奇揽胜，一面寻师访道。不久，两人抵达松江，谒见了名震禅林的高僧旅庵，并拜其为师。时间当约在癸卯与乙巳间。旅庵不但佛理甚高，而且学问渊博，善诗文，工书法，石涛追随前后2年，得益匪浅，对其一生知识技艺基础有很大影响。

康熙5年，石涛至宣城，先后驻于敬亭山麓之广教寺、金露庵和闲云庵等寺庙，此后数年他多次游历黄山，并将黄山的奇景绘成不少画作。从石涛抵宣城至离安徽到南京前后达十数年，这段经历，对石涛来说显然是不平凡的。

康熙南巡两度召见

康熙17年夏，石涛应钟山西天道院之邀，到达南京，是年37岁。人到中年，石涛绘画艺术生涯进入了一个转变时期，此后的数年是石涛生活上较得意的时期，尤其是康熙帝玄烨两次南巡，石涛被两度召见，这是他最感荣耀的大事。这两次召见，可能对他的画艺也产生一定的影响，因为在一些作品中反映了石涛被召见后意气风发的情感。清圣祖玄烨的第一次南巡是康熙23年，岁在甲子（1684年），当年11月，圣驾驻跸南京，曾至名刹长干寺巡幸，时石涛正挂锡该寺，欣逢其会，即与长干寺僧众一起恭迎接驾。5年后，康熙28年（1689年），石涛再次于扬州平山堂恭迎圣驾，康熙帝居然还当众呼出石涛之名，这不能不使石涛受宠若惊，倍感荣幸。为纪念这一难忘时刻，石涛特作《客广陵平山道上接驾恭纪》七律二首，诗云：“无路从容夜出关，黎明努力上平山，去此罕逢仁圣主，近前一步是天颜，松风滴露马行疾，花气袭人鸟道攀。两代蒙恩慈氏远，人间天上悉知还。”“甲子长干新接驾，即今已巳路当先。圣聪勿睹呼名字，草野重瞻万岁前，自愧羚羊无挂角，那能音吼说真传。神龙首尾光千焰，云拥祥云天际边。”诗中语句感情真切，既有对皇上的感恩戴德，又对恭迎接驾这件事颇感得意。与此差不多同时，石涛神采飞扬地挥毫绘制了一幅《海晏河清图》并题了如下诗句：“东巡万国动欢声，歌舞齐将玉辇迎。方喜祥风高岱岳，更看佳气拥芜城。尧仁总向衢歌见，禹会遥从玉帛呈，一片箫韶真献瑞，风台重见凤凰鸣。”画中款署“臣僧元济顿首”。从中可以看出此时的石涛不仅为两次面君而感荣耀，而且已以新朝属臣为荣了。

北京游历交游广阔

康熙28年秋，石涛到了北京，结交了不少上层官吏，如大司马王骘、大司寇图公、辅国将军博尔都等，并与博尔都结为挚友。结交这些上层人物，应酬绘画是必不可少的，于是石涛的一批新作随之问世，不少官吏得到他的新作。其中给博尔都画得最多，不乏精工之作，如和王原祁合作的《竹石图》就是专为博尔都所作，作为挚友，博尔都也对之有回报，他曾作《赠苦瓜和尚》七律一首，诗云：“风神落落意忘机，定里钟声出翠微。石火应知着处幻，须眉果是本来非。坐标海月群心悦，语夹天花百道飞。高步自随龙象侣，惟余元度得相依。”可以想象，新的游历和交往，大量新作品的绘制，石涛画艺的提高也是必然的。石涛在广泛的交友活动中，不断地向同时代的画家学习，凡能为我所好，为我所用的笔墨技法都虚心采撷，兼收并蓄。在南京时，他就结交了梅清、龚贤、程邃、髡残等，在北京与王石谷，王原祁等亦十分投契，常在一起切磋画艺，从而使他在当时和回扬州后创作了不少气势恢弘，深厚严谨的精心之作。50开外蕴藉凝炼的风貌中，一股刚健之气溢幅而出，诚如王原祁评语：“海内丹青家不能尽识，而大江以南当推石涛为第一，予与石谷皆有所未逮。”

北京之行是石涛人生的转折点，在绘画艺术上，他得到了很大提高，但他并未能达到报效朝廷的愿望。原先石涛是抱着欲向“皇家问赏心”的愿望北上的，他曾以为康熙帝也礼佛，能像顺治帝礼待旅庵那样礼待他；原先以为京城的权贵也礼贤，能像伯乐荐举千里马那样荐举他，然而他的这些愿望最终彻底落空。在京期间，他受人之邀，频频出入王公贵族的高第深宅，吃喝之余，须投挑报李，得写画回敬主人，赋诗美言主人。虽然结交的达官贵人不少，但真正能体察他心思的屈指可数，他终于明白自己在京城社会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在一丝苦笑中吟出了如下凄楚哀婉的诗章：“诸方乞食苦瓜僧，戒行全无趋小乘。五十孤行成独往，一身禅病冷于冰。”诗中道明他在京城的社交舞台上，充其量只是个“乞食”者而已！上层人物只把他当作画匠，这使他思想上感到很失望。康熙31年秋，51岁的石涛买舟南下，与他相交颇深的博尔都等至码头送行，至冬日石涛回到扬州，从此定居当地，直至康熙46年后病故。自回到扬州后，石涛一心投身于艺术创作，其绘画风格由中年较繁富、清逸转向沉雄、朴实，艺术创作上进入最为纯熟、最为旺盛的时期。

搜尽奇峰打草稿。

画到无声，何敢题句。

浮云高士迹，枯木道人心。

叠叠晴霞秋来水面，层层幽石人住画中。

一叶一清静，一花一妙香。只些消息子，料得此中藏。

我来荷出水，住久叶渐凋。日许蜻蜓立，夜阑萤火飘。

远山青可接，高树绿堪齐，西樵苍翠里，空有逸民栖。

未许轻栽种，凌云拔地根；试看雷霆后，破壁长儿孙。

滴滴酸同味，黄黄胜过金，有仙难作酒，无藕不空心。

设芰情非少，投瓜意可深，如何清更极，未许一尘侵。

山水有清音，得者寸心是。寒泉漱石根，冷冷豁心耳。

何日我携家，耕钓深云里。念念心弥悲，春风吹月起。

岚气尽成云，松涛半似雨。石径壄人归，步步随云起。

往来发长啸，声闻拟千里。达者自心知，拂袖从谁语。

笔底山香水香，点画烟树苍茫。心往白云画里，人眠黄鹤书堂。

人说梨花白雪香，我爱梨花似月光。明月梨花浑似水，不知何处是他乡。

江村磊落相知少，老干苍虬雪未消。玉萼将开春乍晓，一生风韵见清标。

海天一奋下层层，二月潜藏八月凭，莫说乱巢无处觅，听他灵鹊报孤棱。

棹歌江上不扬波，云里翩翩三雁过。客况难禁思故旧，如何烟树涨村多。

丹笔点秋墨写竹，无端一幅成二幅。墨宽纸短兴偏饶，烂醉霞天堪捧腹。

露地奇峰平到顶，听天楼阁受泉风。白云自是无情物，随我枯心缥缈中。

紫花白花狼藉尽，眉毛碧翠眼中青。炎炎日晒草先腐，遮过流萤几点星。

餐尽冰霜始破胎，寒情幽绝傍林隈。犹疑老鹤庭中立，髣髴孤云溪上来。

踏雪几回劳杖屡，乘风一夜散香台，主人能使宽杯兴，谁道花枝不忍开。

看遍梅花上已尽，更留藏本赠予还。若无口解冰霜案，那得相逢节操缘。

树到古寒根本健，花当初放雪香全。主贤客爱风流甚，孤月悬空情已褰。

当年任侠五湖游，老大归来卧一丘。江上数峰堪供眼，床头斗酒醮诗喉。

吞声听说国朝事，忍死愚忠旦夕休。无发无冠双鬓白，对君长夜话真州。

院道兴灯挤不开，阿翁尤自者徘徊；不知几点穷酸泪，滴尽江南皮髓来。

去日语言难再觅，流水说鬼调新裁；由他把作秧歌唱，大地皆然爆冷灰。

一林霜树明如绮，落日馀霞半山紫。下有茅斋八九椽，书声忽送秋风起。

天宇澄清鸿雁高，窗前坠叶时飘萧。秀看丹桂天边发，志此青松雪后凋。

种闲亭上花如字，种闲主人日多事。多事如花日渐多，如字之花太游戏。

客来恰是种闲时，雨雪春寒花放迟。满空晴雪不经意，砌根朵朵谁为之。

主人学书爱种花，花意知人字字嘉。我向花间献一字，众花齐咲日西斜。

《黄海云涛图》

黄山是我师，我是黄山友。心期万类中，黄山无不有。

事实不可传，言亦难住口。何山不草木，根非土长而能寿；

何水不高源，峰峰如线雷琴吼。知奇未是奇，能奇奇足首。

精灵斗日元气初，神彩滴空开劈右。轩辕屯聚五城兵，荡空银海神龙守。

前海瘦，后海剖，东西海门削不朽。我昔云埋逼住始信峰。

往来无路，一声大喝旌旗走。夺得些而松石还，字经三写乌焉叟。

请学为圃。春足风，夏足雨。上有青云下有土。真根不必论甘苦。今时缺此先能补。一种清芬向谁吐。

石涛书画的笔法，或者说个人风格。[7]  笔法或个人风格，是鉴定书画的主要依据，但近几年来，笔者看到了一些鉴定文章，有人主张用“观气”之法鉴辨书画，甚至把它吹成书画鉴定的灵魂。笔者认为书画作品的气韵是通过笔墨来体现的，离开了它，一切无从谈起，因此不宜过分强调“气”的作用。鉴定者必须多看实物，从研究、掌握石涛书画的笔法、构图、款、印等诸多因素入手，找出其中的规律来。石涛的山水画，早期受梅清的影响，景物奇秀，用笔方折居多，皴法纠结，景色苍浑，人称“细笔石涛”，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他39岁作《山水册》，就是他早年的代表作。此后他又以大自然为师，先后游历了黄山、华岳、庐山、天台山、长江、洞庭湖、西湖等名山大川，从取之不尽的大自然中汲取营养，丰富创作。此外他又泛学了诸家笔法，尤其吸收了元代倪瓒、黄公望、吴镇、王蒙“四大家”，以及明代的沈周、陈洪绶等人的长处，逐渐形成豪放宏博、潇洒狂逸、苍莽奇异的艺术风格而称雄画坛。谈到他的山水画用笔，曲尽飞涩、徐疾、粗细、干湿之妙，如中锋、侧锋、逆锋、散锋、顺逢、尖笔、秃笔、枯笔、湿笔、破笔、圆笔等都有，但主要有中锋细笔、侧锋粗笔，以及刚性、柔性用笔等。从传世之作看粗笔多勾皴山石，细笔多勾剔芦草、松竹之类，而刚性用笔多见于折带皴，柔性用笔多见于披麻、解索皴。石涛的山水画笔法，如按物象分，又有丛树、山石、房舍、烟云、流水之别。以下按分类详述：

丛林：石涛画树木，多画平头树，故宫所藏《石涛山水册》中有他自题曰：“惯写平头树，时时易草堂，临流独兀坐，知意在清湘。”从他众多传世之作看，的确有许多树木的画法，其结顶多作“平头”。石涛画的松树，得法于黄山，大致有两种画法：其一，是平坡之松，松干多挺直，松针较宽，短促出笔略带圆弧形，六七笔成一组，具自然生态之趣。其二，悬崖高山之松，松干多以斜出取势，盘曲瘦硬，松针细长刚劲，用墨干而浓，给人以苍劲畸形之感，多得益于黄山。画杂树，其树干行笔古拙，枯笔之后多用湿墨破晕，点叶墨色较重，粗阔点中往往有细勾的夹叶，“大都以写石之法写之”。

山石：石涛画的山石，或用流畅而凝重的中锋线条，或用干毛而松柔的侧锋线条先勾出山体的轮廓和脉络，然后用不同的皴法，如解索、荷叶、披麻、折带和拖泥带水皴进行皴染，以表现山峦的凹凸和体积感。皴法虽多，但总的笔性是属于董源、黄公望一类的柔性笔调，基本不用像斧劈一类的刚劲皴法。画远山不用淡墨染，而用浓墨泼染，以增加前山的明亮感，这是其他画家所没有的。

流水：石涛画的湖水、山泉等，具有静止、微动、汹涌澎湃的不同姿态，主要有三种表现技法：

1、远处或无风之水，多留空白，不画水波；

2、微波流动之水，多用细笔中锋，线条流畅轻柔；

3、波涛汹涌之水，用略侧中锋线条，细密、起伏有致地勾出，再用淡墨烘染，以表现水的远近和动势。

烟云：石涛画的云雾，多吸收黄山三大奇观之一--“云海”的精髓，特别强调烟云的动感和气势，基本有 三种笔法：

1、勾云法：用中锋线条，灵活勾出烟云，具有流动的气势和美感，如故宫博物院藏《采石图》；

2、渍云法：即利用山体、树木本身的水墨渍出云态，具有缥缈苍茫的艺术效果，多用于大段的烟云；

3、染云法：用淡墨湿笔烘染出云感，虽没有具体的笔触，却给人以迷蒙，烟云满纸之感，且多表现晨雾和烟雨之景。

石涛的山水画，如按年代讲，还有早、中、晚的变化：

早期，从16-38岁（1657-1679年），为石涛读书、游历和求艺的奠基时期。此时他从武昌沿江东下，饱览江南名胜，不仅开阔了眼界，而且为创作积累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有故宫博物院藏《山水图》册，纸本，墨笔，共十开，描写安徽黄山一带风光，笔法清新秀逸，渴笔干墨处似程邃。其中一开仿米芾、高克恭，其他各开多法倪瓒和黄公望。一开最早纪年“丁末”（1667年），石涛时年26岁，为初创阶段之作。又如他绘《山水人物图》卷（故宫藏），根据画中自题，分别作于公元1664、1668、1677年，即从23-36岁时之作，历时13年之久（中间肯定有停作之时）。全卷共分五段，分别绘石户农、披蓑翁、湘中老人、铁脚道人和雪庵和尚等。画风工细秀逸，稚嫩之气流于画面，是一幅代表石涛个性特征的早期佳作。

中期，从39-50岁（1680-1691年）为石涛绘画蜕变期，此时创作有三种风貌：其一，与宣城时创作较接近，即多用乾笔枯墨，画风恬澹。其二，水墨淋漓、汪洋恣肆的画风，如作于44岁的《泼墨山水图》卷等。其三，风貌较为细致，勾线细润，皴擦极少，俗称“细笔石涛”。画风从新安画派化出，又从黄山的实景中吸取营养，形成笔墨老到精练，气势磅礴的艺术格调。代表作品有46岁（1687年）作《细雨求松图》和《搜尽奇峰打草稿图》（故宫藏）等。

晚期，从51-66岁去世（1692-1707年），是他的绘画创作高峰期。所画山水， 笔法恣纵，淋漓痛快，粗犷处浓墨大点。纵横恣肆如急电惊雷；细微处慎密严谨，定无虚下。他敢于突破前人的陈法，如用赭代墨皴擦山石，用石绿作米点，用藤黄、胭脂作杂点描绘灼灼的桃花，都是前人从未用过的方法。这些特色为鉴定石涛的画提供了风格依据。代表作品故宫藏《清湘书画稿图》卷、《采石图》轴、《横塘曳履图》轴、《云山图》轴等。

石涛的山水画构图，新颖多样，出奇制胜，极尽含蓄隐现之妙。如他画的《云山图》（故宫藏）打破了一层地、二层树、三层山的“三叠式”和“景在下，山在上，云在中”的“两段式”构图俗套，而是用“截取法”从中间局部取景。图中只见弥漫的云山，不见山脚，而山顶也似露非露隐约其中，突出了烟云的气势。他又善于采用一水两岸式的自然分疆法，使画面有动有静，虚实结合，意趣无穷。有时他也用“之”字形的全景式构图。从石涛的观点看来，构图不光是经营位置的形式问题，而且包含了作品意境。

石涛的山水画，墨色很讲究。用色则朱砂、赭石、花青并施。和墨则湿、干、淡、浓兼有，用浓墨湿笔画梅、竹、荷花等，“野气”十足。

总之，石涛的画，笔法灵活多样，恣肆大胆，构图新奇，意境深邃，体现出很高的艺术造诣。与此相反，伪作的石涛山水画则运笔轻飘，笔墨粗俗，赋色污浊，间或出现“皮匠刀”丑态，甚至把作假者的用笔习惯带到画中来，从而为鉴定石涛的画提供了许多可靠依据。

石涛传世作品甚多，民间有石涛作品者不少，但大多不是精品。精品主要藏于故宫博物馆和上海博物馆。故宫所藏山水代表作有：《搜尽奇峰打草稿图卷》，苍浑奇右，骇人心目；《清湘书画稿卷》，集诗、书画于一纸，山水、花卉、人物俱备，笔墨苍劲奇逸，挥洒自如，为石涛50余岁的精品；《采石图》，绘南京采石矶风景，构图新奇，笔墨洗练；《横塘曳履图轴》，用笔放逸，墨色滋润；《云山图轴》，以截取法取景，云山奇石，水墨淋漓。兰竹、花卉方面的代表有《梅竹图卷》、《蕉菊图轴》、《墨荷图轴》等。

上海博物馆所藏精品有：《山林乐事图轴》、《看梅园图》、《梅竹兰图》册等。

石涛对后世影响极大，作品历来为藏家所钟爱，历代石涛赝品也经久不绝，但大多技艺低劣，属“皮匠刀”的笔法，很容易辨真伪。但现代画家张大千曾精研石涛，仿其笔法，几能乱真，他有不少仿画流传于世，极难分辨。张大千笔力不如石涛厚重，线条也较光滑，这是不同之处。 　在现今艺术市场中已不可能出现石涛精品，不是一般之作就是临品，但价格也不算低。1990年11月佳士得曾在纽约拍卖过两幅石涛作品，一为六开《书画册》，卖到5万美元，另一幅是《临流独啸》轴，卖到26000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