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莫高窟世界文化遗产

莫高窟始建于十六国时期，据唐《李克让重修莫高窟佛龛碑》一书的记载，前秦建元二年（366年），僧人乐尊路经此山，忽见金光闪耀，如现万佛，于是便在岩壁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此后法良禅师等又继续在此建洞修禅，称为“漠高窟”，意为“沙漠的高处”。后世因“漠”与“莫”通用，便改称为“莫高窟”。另有一说为：佛家有言，修建佛洞功德无量，莫者，不可能、没有也，莫高窟的意思，就是说没有比修建佛窟更高的修为了。[3] 

北魏、西魏和北周时，统治者崇信佛教，石窟建造得到王公贵族们的支持，发展较快。

隋唐时期，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莫高窟更是兴盛，在武则天时有洞窟千余个。安史之乱后，敦煌先后由吐蕃和归义军占领，但造像活动未受太大影响。北宋、西夏和元代，莫高窟渐趋衰落，仅以重修前朝窟室为主，新建极少。[4] 

元代以后敦煌停止开窟，逐渐冷落荒废。明嘉靖七年（1528年）封闭嘉 峪关，使敦煌成为边塞游牧之地。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平定新疆，雍正元年（1723）在敦煌设沙州所，三年（1725）改沙州卫，并从甘肃各州移民敦煌屯田，重修沙州城。乾隆二十五年（1760）改沙州卫为敦煌县，敦煌经济开始恢复。莫高窟开始被人们注意。[3]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发现了震惊世界的藏经洞。不幸的是，在晚清政府腐败无能、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特定历史背景下，藏经洞文物发现后不久，英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日人橘瑞超、俄人鄂登堡等西方探险家接踵而至敦煌，以不公正的手段，从王道士手中骗取大量藏经洞文物，致使藏经洞文物惨遭劫掠，绝大部分不幸流散，分藏于英、法、俄、日等国的众多公私收藏机构，仅有少部分保存于国内，造成中国文化史上的空前浩劫。[5] 

莫高窟开凿于敦煌城东南25公里的鸣沙山东麓的崖壁上，前临宕泉，东向祁连 山支脉三危山。南北全长1680米，现存历代营建的洞窟共735个，分布于高15－30多米高的断崖上，上下分布1—4层不等。分为南、北两区，其中南区是礼佛活动的场所，各个朝代壁画和彩塑的洞窟492个，彩塑2400多身，壁画4.5万多平方米，唐宋时代木构窟檐五座，还有民国初重修的作为莫高窟标志的九层楼。莲花柱石和舍利塔20余座，铺地花砖2万多块。北区的243个洞窟（另有5个洞窟已编入北区492个号中），是僧侣修行、居住、瘗埋的场所，内有修行和生活设施土炕、灶坑、烟道、壁龛、灯台等，但多无彩塑和壁画。

莫高窟各窟均是洞窟建筑、彩塑、绘画三位一体的综合性艺术。洞窟最大者200多平方米，最小者不足1平方米。洞窟形制主要有禅窟、中心塔柱窟、佛龛窟、佛坛窟、涅槃窟、七佛窟、大像窟等。塑绘结合的彩塑内容主要有佛、菩萨、弟子、天王、力士像等。彩塑形式有圆塑、浮塑、影塑、善业泥等。圆雕、浮雕除第96、130窟两尊大佛，第148、158两大卧佛为石胎泥塑外，其余均为木骨泥塑。佛像居中心，两侧侍立弟子、菩萨、天王、力士，少则3身，多则11身。以第96窟35.6米的弥勒坐像为最高，小则10余厘米。[6] 

敦煌石窟存有500多个洞窟中保存有绘画、彩塑492个，按石窟建筑 和功用分为中心柱窟（支提窟）、殿堂窟（中央佛坛窟）、覆斗顶型窟、大像窟、涅槃窟、禅窟、僧房窟、廪窟、影窟和瘗窟等形制，还有一些佛塔。窟型最大者高40余米、宽30米见方最小者高不足盈尺。从早期石窟所保留下来的中心塔柱式这一外来形式的窟型，反映了古代艺术家在接受外来艺术的同时，加以消化、吸收，使它成为中国民族形式 其中不少是现存古建筑的杰作。在多个洞窟外存有较为完整的唐代、宋代木质结构窟檐，是不可多得的木结构古建筑实物资料，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敦煌石窟开凿在砾岩上，除南北大像是依山而建的石胎泥塑外，其余多为木架结构。彩塑为敦煌艺术的主体有佛像、菩萨像、弟子像以及天王、金刚、力士、神等。彩塑形式丰富多彩，有圆塑、浮塑、影塑、善业塑等 最高34．5米，最小仅2厘米左右(善业泥木石像)，题材之丰富和手艺之高超，堪称佛教彩塑博物馆。17窟唐代河西都统的肖像塑，和塑像后绘有持杖近侍等，都惟妙惟肖，把塑像与壁画结为一体，为中国最早的高僧写实真像之一，具有很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7] 

石窟壁画富丽多彩，各种各样的佛经故事，山川景物，亭台楼阁等

 

敦煌莫高窟壁画 (11张)

 

 

 建筑画、山水画、花卉图案、飞天佛像以及当时劳动人民进行生产的各种场面等，是十六国至清代1500多年的民俗风貌和历史变迁的艺术再现，雄伟瑰丽。在大量的壁画艺术中还可发现，古代艺术家们在民族化的基础上，吸取了伊朗、印度、希腊等国古代艺术之长，是中华民族发达文明的象征。各朝代壁画表现出不同的绘画风格，反映出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是中国古代美术史的光辉篇章，为中国古代史研究提供珍贵的形象史料。[7] 

 

光绪26年(公元1900年)，在16窟北壁发现砌封于隐室中满贮从三国魏晋到北 宋时期的经卷、文书，织绣和画像等约5万余件。文书除汉文写本外，栗特文、佉卢文、回鹘文、吐蕃文、梵文、藏文等各民族文字写本约占六分之一。文书内容有佛、道等教的教门杂文的宗教文书，文学作品、契约、账册、公文书函等的世俗文书。敦煌艺术的发现，名闻中外，它对中国古代文献的补遗和校勘有极为重要的研究价值。莫高窟是一座融绘画、雕塑和建筑艺术于一体，以壁画为主、塑像为辅的大型石窟寺。它的石窟形制主要有禅窟、中心塔柱窟、殿堂窟、中心佛坛窟、四壁三龛窟、大像窟、涅槃窟等 各窟大小相差甚远，最大的第16窟达268平方米，最小的第37窟高不盈尺。窟外原有木造殿宇，并有走廊、栈道等相连，现多已不存。

莫高窟壁画绘于洞窟的四壁、窟顶和佛龛内，内容博大精深，主要有佛像、佛教故事、佛教史迹、经变、神怪、供养人、装饰图案等七类题材，此外还有很多表现当时狩猎、耕作、纺织、交通、战争、建设、舞蹈、婚丧嫁娶等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画作。这些画有的雄浑宽广，有的鲜艳瑰丽，体现了不同时期的艺术风格和特色。中国五代以前的画作已大都散失，莫高窟壁画为中国美术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实物，也为研究中国古代风俗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形象和图样。据计算，这些壁画若按2米高排列，可排成长达25公里的画廊。

莫高窟所处山崖的土质较松软，并不适合制作石雕，所以莫高窟的造像除四座大佛

 

敦煌莫高窟彩塑 (7张)

 

 

 为石胎泥塑外，其余均为木骨泥塑。塑像都为佛教的神佛人物，排列有单身像和群像等多种组合，群像一般以佛居中，两侧侍立弟子、菩萨等，少则3身，多则达11身。彩塑形式有圆塑、浮塑 影塑、善业塑等。这些塑像精巧逼真、想象力丰富、造诣极高，而且与壁画相融映衬，相得益彰。

它是一个九层的遮檐，也叫“北大像”，正处在崖窟的中段，与崖顶等高，巍峨壮观。其木构为土红色，檐牙高啄，外观轮廓错落有致，檐角系铃，随风作响。其间有弥勒佛坐像，高35.6米，由石胎泥塑彩绘而成，是中国国内仅次于乐山大佛和荣县大佛的第三大坐佛。容纳大佛的空间下部大而上部小，平面呈方形。楼外开两条通道，既可供就近观赏大佛，又是大佛头部和腰部的光线来源。这座窟檐在唐文德元年（888年）以前就已存在，当时为5层，北宋乾德四年（966年）和清代都进行了重建，并改为4层。1935年再次重修，形成的9层造型。

敦煌石窟营造及其历史过程，敦煌的悠久历史，当地有影响的世族与大姓，以

 

甘肃敦煌莫高窟 (22张)

 

 

 及敦煌同周围民族与西域的关系，在历史中没有或很少记载。敦煌石窟有成千上万个供养人画像，其中有一千多条还保存题名结衔。能够了解许多历史状况和历史线索。

本生、佛传、福田经变、弥勒经变、宝雨经变、楞伽经变及供养人题记，可帮助了解古代经济生活的状况。

法华经变、涅槃经变提供了古代军队操练、出征、征伐、攻守的作战图，及兵器装备的宝贵形象资料。

敦煌壁画中保存有属于体育属性的资料，如骑射、射靶、马技、跃马、相扑、角力、举重（举象、举钟）、奕棋、投壶、武术、游泳、马球、蹴踘等。

敦煌石窟的彩塑和壁画，大都是佛教内容：如彩塑和壁画的尊像，释迦牟尼的本生、因缘、佛传故事画，各类经变画，众多的佛教东传故事画，神话人物画等，每一类都有大量、丰富、系统的材料。还涉及到印度、西亚、中亚、新疆等地区，可帮助了解古代敦煌以及河西走廊的佛教思想、宗派、信仰、传播，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佛教中国化的过程等等。[8] 

敦煌石窟营建的一千年历程，时值中国历中上两汉以后长期分裂割据，走向民族融合、南北统一，臻于大唐之鼎盛，又由颠峰而式微的重要发展时期。在此期间，正是中国艺术的程序、流派、门类、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时期，也是佛教与佛教艺术传入后，建立和发展了中国的佛教理论与佛教宗派，佛教美术艺术成为中国美术艺术的重要门类，最终完成了中国化的时期。[8] 

从中国绘画美术的门类角度看，敦煌石窟壁画中的人物画、山水画、动物画、装饰图案画都有千年历史，自成体系，数量众多的特点，都可成为独立的人物画史、山水画史、动物画史、装饰图案画史。特别是保存了中国宋代以前即10世纪以前如此丰富的人物画、山水画、动物画、装饰图案的实例，这是世界各国博物馆藏品所未见的。[8] 

敦煌壁画中有音乐题材洞窟达200多个，绘有众多乐队、乐伎及乐器，据统计不同类型乐队有500多组，吹、打、拉、弹各类乐器40余种，共4500多件。敦煌藏经洞文献中也有曲谱和其它音乐资料。丰富的音乐图像数据，展现了近千年连续不断的中国音乐文化发展变化的面貌。为研究中国音乐史，中西音乐交流提供了珍贵资料。

敦煌石窟大多数洞窟的壁画中几乎都有舞蹈形象。有反映人间社会生活、风俗习尚的舞乐场面和舞蹈形象，如西域乐舞、民间宴饮和嫁娶舞乐；有经变中反映的宫廷和贵族燕乐歌舞场景；有天宫仙界的舞蹈形象，如飞天的舞蹈形象，供养伎乐等。还有藏经洞保存的舞谱及相关资料。舞蹈艺术是无法保留的时空艺术，古代的舞蹈形象，现代人已知之甚少，就敦煌石窟舞蹈形象的珍藏而言，堪称舞蹈艺术的博物馆，保存了无数高超的舞蹈技巧和完美的舞蹈艺术形象，代表了各时代舞蹈发展的面貌及其发展历程。[8] 

敦煌石窟艺术中有十分丰富的建筑史资料。敦煌壁画自十六国至西夏描绘了成千成万座计的不同类型的建筑画，有佛寺、城垣、宫殿、阙、草庵、穹庐、帐、帷、客栈、酒店、屠房、烽火台、桥梁、监狱、坟莹等等，这些建筑有以成院落布局的组群建筑，有单体建筑。壁画中还留下了丰富的建筑部件和装饰，如斗拱、柱坊、门窗、以及建筑施工图等。长达千年的建筑形象资料，展示了一部中国建筑史。可贵的是，敦煌建筑资料的精华，反映了北朝至隋唐四百年间建筑的面貌，填补了南北朝至盛唐建筑资料缺乏的空白。此外，不同时期，不同形制的800余座洞窟建筑，五座唐宋木构窟檐，以及石窟寺的舍利塔群，都是古代留存至今的宝贵建筑实物资料。[8] 

敦煌作为中西交通的枢纽，在壁画上不仅留下了商旅交往的活动情景，还留下了宝贵的交通工具的形象资料。他们有牛、马、驼、骡、驴、象、舟、船、车、轿、舆、辇等。常用的交通工具车辆类型各异，牛车有“通幰牛车”、“偏幰牛车”、敞棚牛车，马车有驷车、骆车，还有骆驼车、童车、独轮车等，特别是保存了中国为世界交通工具做出独有贡献的独轮车、马套挽具（胸带挽具和肩套挽具）、马蹬、马蹄钉掌等珍贵的图像数据。[8] 

隋至西夏的尊像画、药师经变中的佛、菩萨、弟子手中及供桌上绘画了玻璃器皿，有碗、杯、钵、瓶、盘等器型，它们呈透明、浅蓝、浅绿、浅棕色，器型、颜色与纹饰表现出西亚萨珊风格或罗马风格，说明了这些玻璃器皿是从西亚进口的。壁画不仅反映了古代玻璃工艺的特点，还反映了中西的玻璃贸易。[8] 

莫高窟现存有壁画和雕塑的492个石窟，大体可分为五个时期：北朝、隋唐、五代和宋、西夏和元。

开 凿于北朝时期的洞窟共有36个，其中年代最早的第268窟、第272窟、第275窟可能建于北凉时期。窟形主要是禅窟、中心塔柱窟和殿堂窟，彩塑有圆塑和影塑两种，壁画内容有佛像、佛经故事、神怪、供养人等。这一时期的影塑以飞天、供养菩萨和千佛为主，圆塑最初多为一佛二菩萨组合，后来又加上了二弟子。塑像人物体态健硕，神情端庄宁静，风格朴实厚重。壁画前期多以土红色为底色，再以青绿褚白等颜色敷彩，色调热烈浓重，线条纯朴浑厚，人物形象挺拔，有西域佛教的特色。西魏以后，底色多为白色，色调趋于雅致，风格洒脱，具有中原的风貌。典型洞窟有第249窟、第259窟、第285窟、第428窟等。如第243石窟北魏时代的释迦牟尼塑像，巍然端坐，身上斜披印度袈裟，头顶扎扁圆形发髻，保留着犍陀罗样式。[9] 

隋唐是莫高窟发展的全盛时期，现存洞窟有300多个。禅窟和中心塔柱窟在这一时期逐渐消失，而同时大量出现的是殿堂窟、佛坛窟、四壁三龛窟、大像窟等形式，其中殿堂窟的数量最多。

 

隋唐莫高窟 (13张)

 

 

 塑像都为圆塑，造型浓丽丰满，风格更加中原化，并出现了前代所没有的高大塑像。群像组合多为七尊或者九尊，隋代主要是一佛、二弟子、二菩萨或四菩萨，唐代主要是一佛、二弟子、二菩萨和二天王，有的还再加上二力士。这一时期的莫高窟壁画题材丰富、场面宏伟、色彩瑰丽，美术技巧达到空前的水平。如中唐时期制作的第79窟胁侍菩萨像中的样式。上身裸露，作半跪坐式。头上合拢的两片螺圆发髻，是唐代平民的发式。脸庞、肢体的肌肉圆润，施以粉彩，肤色白净，表情随和温存。虽然眉宇间仍点了一颗印度式红痣，却更像生活中的真人。还有在第159窟中，也是胁侍菩萨。一位上身赤裸，斜结璎珞，右手抬起，左手下垂，头微向右倾，上身有些左倾，胯部又向右突，动作协调，既保持平衡，又显露出女性化的优美身段。另外一位菩萨全身着衣，内外几层表现清楚，把身体结构显露得清晰可辨。衣褶线条流利，色彩艳丽绚烂，配置协调，身材修长，比例恰当，使人觉得这是两尊有生命力的“活像”。[9] 

五代和宋时期的洞窟现存有100多个，多为改建、重绘的前朝窟室，形制主要是佛坛窟和殿堂窟。从晚唐到五代，统治敦煌的张氏和曹氏家族均崇信佛教，为莫高窟出资甚多，因此供养人画像在这个阶段大量出现并且内容也很丰富。塑像和壁画都沿袭了晚唐的风格，但愈到后期，其形式就愈显公式化，美术技法水平也有所降低。这一时期的典型洞窟有第61窟和第98窟等，其中第61窟的地图《五台山图》是莫高窟最大的壁画，高5米，长13.5米，绘出了山西五台山周边的山川形胜、城池寺院、亭台楼阁等，堪称恢宏壮观。[9] 

莫高窟现存西夏和元代的洞窟有85个。西夏修窟77个，多为改造和修缮的前朝洞窟，洞窟形制和壁画雕塑基本都沿袭了前朝的风格。一些西夏中期的洞窟出现回鹘王的形象，可能与回鹘人有关。而到了西夏晚期，壁画中又出现了西藏密宗的内容。元代洞窟只有8个，全部是新开凿的，出现了方形窟中设圆形佛坛的形制，壁画和雕塑基本上都和西藏密宗有关。典型洞窟有第3窟、第61窟和第465窟等。[9] 

洞窟编号第96号，初唐（618-705）。 此窟开凿于初唐，窟内的大佛高35.5米，两膝间宽度为12米，是莫高窟的第一大佛。[7] 

根据敦煌遗书《莫高窟记》记载，这尊大佛为唐代武周证圣元年（695年）由禅师灵隐和居士阴祖所建。是佛国三世中的“未来佛”弥勒佛，即释迦牟尼的“接班人”。大佛的制作方法为石胎泥塑，即在崖壁的石沙岩体上凿出佛像的大体形状，再用草泥垒塑、用麻泥细塑，最后着色而成。这尊大佛因多次重修，已非唐塑原貌，但仍不失雄伟壮观的气势。

窟前的建筑为九层楼，因其共有九层而得名，原为四层，晚唐（874~879）年间建成五层，宋初（966年）重修，九层楼是1935年建造，它攒尖高耸，檐牙错落，铁马叮咚，已成为莫高窟的标志之一。

洞窟编号第16-17号，16窟建于唐大中五年至咸通(851~867)间。窟前倚崖统建三层木构窟檐，故俗称“三层楼”，为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王道士主持修建，王道士于16窟甬道北侧发现藏经洞，后编号为第17窟。因此三层楼也是为数不多的窟中窟。

其中，第十七窟（晚唐，848-906）又名藏经洞，位于第16窟甬道北壁，建于晚唐。原为晚唐河西释门都僧统洪bian（去声，上"巩"下"言")的影窟。十一世纪初叶，由于战乱等原因，将大量佛经、佛画、法器以及其它宗教、社会文书等五万多件秘藏于此，砌墙封门，表层饰以壁画，随着时间的流失，封门之事渐渐被人遗忘……

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这一秘室被道士王圆簶在清理积沙时，偶然发现。但令人痛心的是，自1905年至1915年期间，先后有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及日本人桔瑞超、吉川小一郎、俄国人鄂登堡等纷至沓来，他们用低廉的价格从王道士手中骗购古文献资料近四万件。

敦煌遗书，包罗万象，内容涉及到了四世纪到十一世纪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学、史地、医药、科技、民族、宗教、艺术等各领域。

1900年，在 莫高窟居住的道士王圆箓为了将已被遗弃许久的部分洞窟改建为道观，而进行大规模的清扫。当他在为第16窟（现编号）清除淤沙时，偶然发现了北侧甬道壁上的一个小门，打开后，出现一个长宽各2.6米、高3米的方形窟室（现编号为第17窟），内有从4世纪到11世纪（即十六国到北宋）的历代文书和纸画、绢画、刺绣等文物5万多件，这就是著名的“藏经洞”。[7] 

藏经洞的内壁绘菩提树、比丘尼等图像，中有一座禅床式低坛，上塑一位高僧洪辨的坐相，另有一通石碑，似未完工。从洞中出土的文书来看，最晚的写于北宋年间，且不见西夏文字，因此可推断藏经洞是公元11世纪时，莫高窟的僧人们为躲避西夏军队，在准备逃难时所封闭的。[7] 

莫高窟藏经洞是中国考古史上的一次非常重大的发现，其出土文书多为写本，少量为刻本，汉文书写的约占六分之五，其它则为古代藏文、梵文、齐卢文、粟特文、和阗文、回鹘文、龟兹文、希伯来文等。文书内容主要是佛经，此外还有道经、儒家经典、小说、诗赋、史籍、地籍、帐册、历本、契据、信札、状牒等，其中不少是孤本和绝本。这些对研究中国和中亚地区的历史，都具有重要的史料和科学价值，并由此形成了一门以研究藏经洞文书和敦煌石窟艺术为主的学科——敦煌学。[7] 

利用原莫高窟下寺改建而成，陈列着跟藏经洞有关的文物，包括流失到国外的敦煌遗书和绘画的复制品，以及藏经洞的发现和被劫掠的历史回顾，并且有敦煌学的发展现状介绍。

创造了莫高窟壁画的古代画师，大致分为三类：一种是僧官，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但为数不多。再就是画僧，他们是僧侣也会作画，人数较前者略多。最后便是纯粹的画工了，他们游走四方居无定所，在洞窟里作画，便在洞窟里起居，一旦完工，就再也看不到他们的身影了。可想而知这个巨大的绘制工程，一定是令许许多多的画工，耗尽了毕生的精力，他们走进了这状如蜂巢的石洞，恐怕就再也没有走出莫高窟了，正是这样一批优秀而又伟大的无名者，为后世留下了，人类辉煌的丝路文明的影像。

莫高窟在元代以后已很鲜为人知，几百年里基本保存了原貌。但自藏经洞被发现后，随即吸引来许多西方的考古学家和探险者，他们以极低廉的价格从王圆箓处获得了大量珍贵典籍和壁画，运出中国或散落民间，严重破坏了莫高窟和敦煌艺术的完整性。

1907年，英国考 古学家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在进行第二次中亚考古旅行时，沿着罗布泊南的古丝绸之路，来到了敦煌。当听说莫高窟发现了藏经洞后，他找到王圆箓，表示愿意帮助兴修道观，取得了王的信任。于是斯坦因就被允许进入藏经洞拣选文书，他最终只用了200两银两，便换取了24箱写本和5箱其他艺术品带走。1914年，斯坦因再次来到莫高窟，又以500两银两向王圆录购得了570段敦煌文献。他当时率领一支探险队在我国新疆进行考古发掘，当他看到长庚将军送给他的一卷佛经是唐代写本后，便迫不及待地问明来源，于1908年3月赶抵敦煌。伯希和是学识渊博的汉学家，他凭着深厚的汉学功底和丰富的考古知识，把藏经洞中所有的遗书通检一遍。他自己说：“洞中卷本未经余目而弃置者，余敢说绝其无有。”有一张伯希和盗窃藏经洞遗书的自拍照：他蹲在洞窟里，面对堆积如山的经卷，正在蜡烛下一件件、一页页地翻检……他在藏经洞里待了3周，“不单接触了每一份文稿，而且还翻阅了每一张纸片”。他纯熟的汉语基础和中国历史知识，使他选走藏经洞里的全部精华。所以，他盗走的经卷是最有价值的与最精华的。比如有关道教经典的卷子几乎全被伯希和盗走了，大约有六七十件全部收藏在巴黎。敦煌遗书最大的价值是保存了许多古代学说，保存了古注。比如《论语》，现在读的只有一种本子，即何晏注的本子。藏经洞发现了皇侃注的本子，收录了两汉和魏晋之间所有人讲《论语》的要点，都被伯希和盗走了。伯希和自己也曾自诩说，他拿去的卷子在敦煌卷子里几乎都是最有价值的。他把斯坦因依靠翻译而忽略的更珍贵的经卷和语言学、考古学上极有价值的6000多卷写本和一些画卷，装满10辆大车，运往巴黎。这些藏品大都捐赠给了大英博物馆和印度的一些博物馆。大英博物馆现拥有与敦煌相关的藏品约1.37万件，是世界上收藏敦煌文物最多的地方，但由于该馆对中国文物的保护不力甚至遭致失窃，因而受到不少指责。[10] 

1908年，精通汉学的法国考古学家伯希和在得知莫高窟发现古代写本后，立即从迪化赶到敦煌。他在洞中拣选了三星期，最终以600两银两为代价，获取了1万多件堪称精华的敦煌文书，后来大都入藏法国国立图书馆。[10] 

1909年，伯希和在北京向一些学者出示了几本敦煌珍本，这立即引起学界的注意。他们向清朝学部上书，要求甘肃和敦煌地方政府马上清点藏经洞文献，并运送进京。清廷指定由甘肃布政使何彦升负责押运。但在清点前，王圆箓便已将一部分文物藏了起来，押运沿途也散失了不少，到了北京后，何彦升和他的亲友们又自己攫取了一些。于是，1900年发现的五万多件藏经洞文献，最终只剩下了8757件入藏京师图书馆，现均存于中国国家图书馆。[10] 

对于流失在中国民间的敦煌文献，有一部分后来被收藏者转卖给了日本藏家，也有部分归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但更多的已难以查找。王圆箓藏匿起来的写本，除了卖给斯坦因一部分以外，其他的也都在1911年和1912年卖给了日本的探险家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1914年，俄罗斯佛学家奥尔登堡对已经搬空的藏经洞进行了挖掘，又获得了一万多件文物碎片，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10] 

近代，除了藏经洞文物受到瓜分，敦煌壁画和塑像也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所有唐宋时期的壁画均已不在敦煌。伯希和与1923年到来的哈佛大学兰登·华尔纳先后利用胶布粘取了大批有价值壁画，有时甚至只揭取壁画中的一小块图像，严重损害了壁画的完整性。王圆箓为打通部分洞窟也毁坏了不少壁画。1922年，莫高窟曾一度关押了数百名俄罗斯沙皇军队士兵，他们在洞窟中烟熏火燎，破坏不小。[10] 

1940年，张大千在此描摹壁画时，发现部分壁画有内外两层，他便揭去外层以观赏内层，这种做法后来引发了争议，依然争论不休。1940年至1942年，国画家张大千两次赴敦煌莫高窟临摹壁画，在那里逗留的时间加起来约一年多，剥损壁画的事情就发生在这期间。张大千剥损的壁画总共约有30余处。莫高窟第130窟是敦煌最具代表性的石窟之一，窟内26米高的佛像是敦煌第二大佛。张大千剥损的壁画位于进门甬道，据介绍，他首先剥去第一层的西夏壁画，然后又剥去第二层的晚唐壁画，如今人们只能看到最下面的盛唐壁画，而盛唐壁画因前人覆盖时为了增加泥土粘合力，已被划得面目全非。甬道的墙上，清晰地留下了他层层剥画的断面。据记载，这座石窟历时29年才筑成，平均一年掘进一米，而张大千在短时间内使它大大改观。如此典型的被他剥损壁画的石窟还有第108窟、454窟等。[10] 

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道士王圆箓发现“藏经洞”， 洞内藏有写经、文书和文物四万多件。此后莫高窟更为引人注目。[11] 

1907、1914年英国的斯坦因两次掠走遗书、文物一万多件。

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从藏经洞中拣选文书中的精品，掠走约5000件。[11] 

1910年藏经洞中的劫余写经，大部分运至北京，交京师图书馆收藏。

1911年日本人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从王道士处，掠走约600件经卷。

1914年俄国人奥尔登堡又从敦煌拿走一批经卷写本，并进行洞窟测绘，还盗走了第263窟的壁画。[11] 

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用特制的化学胶液，粘揭盗走莫高窟壁画26块。[11] 

1992年由日本政府无偿援建，位于售票处对面，为半地下式博物馆， 持莫高窟门票免费参观。主要展览包括莫高窟的考古发现、莫高窟的保护和研究历史、与国外研究机构的合作项目介绍等，敦煌石窟文物陈列展厅，展出敦煌石窟出土的文物精品，设有敦煌莫高窟的创建、敦煌壁画摹本珍品、画工绘制洞窟使用过的绘画工具、莫高窟发现的精美的古代丝织物、藏经洞发现的古代写本真迹、敦煌花砖艺术等陈列单元。它们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敦煌石窟的发展历史和丰富多彩的文物。

石窟复制展区以1:1比例复制的八座有代表性的洞窟，包括北凉第275窟、西魏第249和第285窟、隋代第19窟、初唐第220窟、盛唐第217窟、元代第3窟和安西榆林窟中唐第25窟，展示了敦煌石窟营建一千年间的艺术精品。

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常书鸿任所长，标志着敦煌莫高窟保护与研究工作的正式开始。

1950年，改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国家正式参与敦煌文物的保护、维修与研究。

1951年，文化部委托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古代建筑修整所的古建、考古专家，勘察莫高窟保护现状，制定保护规划，并在此后的10年间，抢修了5座唐宋木结构建筑，维修加固了3处崩塌崖面和数百个洞窟。

1961年，敦煌莫高窟被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12] 

1963年~1966年，先后三期完成了敦煌莫高窟576米崖面和354个洞窟的维修加固。

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

1984年，将扩建后的敦煌文物研究所改名为敦煌研究院，段文杰任院长，同年完成莫高窟南区南段26个洞窟和172米崖面的加固工程。[12] 

1987年，敦煌莫高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同年日本人青山庆示向敦煌研究院捐赠8件敦煌文物，这是流失海外的藏经洞文物首次归还中国。

1988年，国家文物局、敦煌研究院、美国盖蒂保护所签订保护敦煌莫高窟国际合作项目，同年与日本东京国立文化财研究所也签订合作保护项目。

1993年，敦煌研究院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中国文物研究所联合举办了首届“丝绸之路古遗址保护国际学术会议”。[12] 

1998年，敦煌研究院与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合作，申请并通过了中国第一个

 

莫高窟外部景观 (17张)

 

 

 敦煌学博士学位授予点。

1999年~2002年，敦煌研究院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澳大利亚遗产委员会合作，制定了《敦煌莫高窟保护与管理总体规划》。[12] 

2000年，“藏经洞文物发现暨敦煌学百年”纪念活动在敦煌举行。

2001年，敦煌研究院与兰州大学地质系联合创办中国第一个文物保护研究中心。[12] 

2002年，《甘肃省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被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审议并通过，2003年3月1日正式实施。[12] 

2008年12月29日，总投资2.61亿元的莫高窟保护利用工程获国家发改委的批复立项开工，这是莫高窟文物保护史上规模最大、涉及面最广的一项综合性保护工程。该工程包括保护利用设施、崖体加固及栈道、风沙防护、安防等，中央预算内投资1.8亿多元，其余的资金由甘肃省来筹措。整个工程将于2011年完工。[12]